情系红色电波72年

□王辅睿

　　1948年12月12日，是唐山解放的日子。凌晨，国民党军队弃城逃跑。在解放军大部队还没到来的时候，由冀东区党委情报处指挥的唐山情报站站长李文率领一个先遣小分队从北郊进入市区，首先占领了电信局，用电报、电话向天津、北平以及唐山各大厂矿宣布了唐山已经解放，随即进驻唐山广播电台。晚9点左右，李文通过无线电波宣布：唐山解放了！接着又广播了解放军入城《约法八章》。

　　12月13日上午，市军管会正式接管广播电台，唐山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创建于1936年的民营商用广播电台，经历被日伪、国民党政府窃夺，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掀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成为党领导的全国中等城市最早的广播电台之一。唐山解放最初几天，电台广播终日不断，反复向市民广播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军管会各项命令，对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以及瓦解平津敌人、夺取平津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6年编修地方志时，我曾到北京拜访了时任水电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的李文同志，我心目中那位戎马倥偬的解放军入城先锋，见面时却是一位长髯飘飘的清矍长者。我回来后把写成的文章寄给他审阅，他把我写的“命”原电台的技术人员把已经装箱准备运走的机器迅速安装好，改为“动员”二字。这使我这个已经参加工作30多年的“革命干部”(当时是这样称呼的)很受震动，深深受到了一次党的群众观点教育。直至今天，当我看到把人民公仆叫作“父母官”的时候，还会想起这件事。

　　从国民党手里接收的这座广播电台，发射功率只有200W。1949年7月，新华广播电台奉命改称唐山人民广播电台。1953年，电台由建国路旁边的财神庙街29号迁到山西刘庄新址，同时自装了500W的发射机。我便是在1954年7月从学校调到这里当了一名播音员。从此，每天清晨，“206.9米，1450千周，唐山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的呼叫，便永久地留在了记忆中。

　　虽然已经有了在当时非常不错的新台址，但工作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冬天播音室无法取暖，领导就用厚厚的狼皮做了一件大氅给我们裹在身上。几年后，才获得上级特批，在播音桌上可放一个小电炉子，也不过只能烤暖堵塞的鼻子。夏天，管理员每天都要到王谢庄冰窖用自行车驮来一块几十斤重的大冰块，放在密闭的播音室里降温。简陋的隔音设施挡不住飞机的轰鸣，领导就给我们讲毛主席年轻时候在城墙上读书的故事，教我们学会“闹中取静”。但是，这里的工作却是团结友爱紧张愉快的。记得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通过的时候，我们除了在广播节目中进行深入宣传，还曾到街头去宣讲。可是到普选人民代表的时候，我却没有领到选民证，因为不够18岁。

　　我到电台工作12年的时间里，主要是宇谷副台长主持工作。这一时期是唐山广播事业迅速发展和电视事业萌芽准备时期。宇谷同志是一位把党的事业当作自己切身使命的可敬的领导者，不幸于1976年的大地震中罹难。在这期间，电台先后装备了2千瓦和7.5千瓦发射机，建设了新的发射台；充实了编播力量，丰富了广播形式，提高了节目质量；建立健全了各项基本规章制度；根据市委指示，又与市教育局联合举办了教育台，播送广播函授大学节目，建成了城市和农村的有线广播网。特别是着眼于未来事业的发展，在组织干部职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外，还不断选派干部到省委党校新闻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北京广播学院等地深造。特别是1959年为筹建电视台，一次抽调12名技术人员和采编人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技术学校和北京电影学院学习电视技术和电视新闻摄影专业。其中不少同志在1960年建设电视转播台和1984年唐山电视台开播时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唐山的广播电视事业进入了恢复和迅速发展时期，并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我虽然经过两出两进，最后又在这里退休，但长期没有在第一线工作，没有作出多少奉献。所以对这一重要时期的前进脚步，就只有由别的同志来述说了。

　　如今，忠诚的新时期广电人，凭借着现代化的技术装备，继续履行着党和人民喉舌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