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烁辉
卢各寨村内山洞，《救国报》曾于这一带游击办报。
1.《救国报》的创刊
冀东大暴动后，八路军第四纵队和冀东抗联队伍西撤。而日本侵略者在全国抗战形势转入相持阶段后，回师华北，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以军事“扫荡”为主要内容的“治安肃正”。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从武汉前线返回，其主力第一联队和第二联队一部进驻冀东东部地区，并立即对冀东游击区进行连续的围攻“扫荡”。
当时冀东仅有一些基础较好的村庄有我党的组织在工作，其他广大地区尚未开辟，敌人十分猖狂，沟壕堡垒星罗棋布，汉奸特务横行霸道，再加日伪频繁的“扫荡”，对敌斗争环境格外残酷。在这种情况下，救国报社不可能公开，必须隐蔽活动。
卢各寨的尹福卿以较进步的方式经营果园和其他副业，当时，因环境残酷，他本人和其他三子都不在原籍，只有长子尹铭枢在家主事。尹铭枢在当地也有一些名望，日寇认为这样的人是比较可靠的。但实际上，尹铭枢一直秘密为我党工作。为此，报社办公地址就选在他家。
崔林在冀东抗日大暴动时期，就在抗日联军新第五支队负责政治工作，他不仅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救国报》创办初期，崔林不仅要负责出刊、协调等各项工作，而且所有稿件的统筹处理、编辑修改，还有社论、短评、时事述评的撰写，也都由他一人完成。当时崔林不到30岁，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他对党忠诚，工作有魄力，平易近人又善于团结同志。他识人用人能力极强，吸收发展的《救国报》早期办报成员不论是人品还是业务能力都值得称道：其中，尹铭钰是本村人，也是尹铭枢的同族，他工作积极，对人热情，也是以小学音乐、美术教员身份出现的一位英俊青年；冯国玺本是尹家果园的正式养蜂工人，他体格健壮，和蔼可亲，兼有农民和工人纯朴厚道的气质；严德成家住卢各寨后街，为人直爽又机敏，还非常善于交流，工作上更是泼辣能干；刘海山是崔林的警卫员兼交通员，他的工作多为秘密联系与行动，不经常在卢各寨活动。
日伪当时以密集的据点和碉堡将长城沿线地区形成一条封锁线，又发展特务组织，以保甲连座，建立户口、门牌、“良民证”等制度，对每一个小游击区单独构成封锁圈。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从根据地来协助《救国报》工作的丰原，辗转许久才到了鲁家峪。
1940年初冬一个阴霾寒冷的日子，崔林和海山将丰原接到了卢各寨南山，对外说她是尹铭枢的妻妹，从唐山来住亲戚，探望姐姐。丰原的到来缓解了救国报新闻采编人员不足的情况。
从此崔林一边手把手指导丰原如何在敌后开展隐蔽工作，一边指导丰原编写文章。在这种环境下，丰原快速成熟起来。他们将新闻编写排版后，再交由尹铭钰秘密地在家中刻写。
严德成家后院有两个分别存放白薯和萝卜的地窖。他们将此二洞深部挖通，作为印报发行工作室。因洞口细窄，不能放入桌子，就在洞的中间和周围留了许多土台作为桌子和存放材料之用。每当夜深人静，尹铭钰刻完蜡纸，除冯国玺外，大家聚在严德成家中，一面紧张地进行裁纸、印刷、数片、写封签等工作，一面布置下期的任务，一起筹划着纸张、油墨等物资供应。就这样，一次次从入夜工作到破晓。报纸印出后，为了不暴露目标，都是由严德成背到离卢各寨数十里以外的村庄，通过交通站以沿村转递的方式和意想不到的速度，送到各部队、机关和读者手里。当时报纸只能按照组织系统分发，每个基层组织只能得到一份。这份报纸就是干部、群众、战士们最宝贵的新闻读物，最重要的时事学习教材。
在报纸最初出版的一段时间里，敌人对卢各寨一带还不大注意。有时来“清乡”，也只是搜索一阵就走了，所以报社的同志们能够以公开的职业和身份为掩护，秘密地编辑出版报纸。
这一时期，冀东地区游击区、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也在顺利发展，不断扩大。逐渐，在丰玉遵、迁遵兴、丰玉宁等县的很多村庄，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已公开和半公开地活动了。但同时，也引起了敌人的关注，因而对山区、对卢各寨一带的骚扰便也越来越频繁。
《救国报》的出版活动，虽说是极端隐蔽保密，但在本村、邻村和一些有关系的地方，总免不了有些暴露，这就引起了敌人对这一带的进一步注意。1941年初夏的一天，日伪军突然对卢各寨村和小学校进行了一次严密搜查，搜出一些较可疑的物资并带走了尹铭枢。幸而因他是当地较有头面的士绅，破绽又不大，经过多方面疏通，敌人终于把他放回来了。
此时，报社在卢各寨的地址已暴露，同志们也就不可能再在敌人面前伪装周旋了，索性公开身份，四处辗转游击办报。这期间，他们经过几度转移，在敌寇的频频“扫荡”下，仍出版了两期报纸。
《救国报》初建一年多的时间中，由于环境残酷，与上级党组织联系较少，国内外及地方新闻来源困难，物资供应极端匮乏，又是伪装秘密工作，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是十分艰巨困难的。 在这一时期，《救国报》共出版了几十期。这张八开两页不定期的油印小报纸，却使党的声音传遍了冀东广大的平原和山区，传遍长城内外、滦河西东、甚至敌伪据点。每个村庄的人一见到《救国报》都争相传阅，它坚定了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鼓舞了广大军民的斗争意志。在建立党的组织、开辟地区工作和团结广大人民抗日救国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在办报方面，也摸索出了一些宝贵经验，使报社初具雏形。
为保持隐蔽，《救国报》初创时期，几位工作人员多是分头行动。1941年春天，崔林找机会约大家到南山果园，以看标本不期而遇为名聚会。当时果园里只有工人在远处忙于整枝工作，没有外人，救国报社的5个人（海山未到）先后来到南山，大家海阔天空地畅谈着身世、参加革命的经过和目前的感受，充满对未来对胜利的向往和憧憬。崔林给大家讲述地方工作的开辟和发展、军队的胜利、群众抗日的情绪高涨等。
南山果园的聚会，是报社同志在卢各寨仅有的一次欢聚。
几十年后，丰原再次回忆起在卢各寨办报的情景，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同志们对党对革命无限坚贞，对胜利对未来翘盼向往，大家信心坚定、亲密团结，忘掉个人的一切，克服各种困难，积极努力工作、奋勇战斗……她依然心潮澎湃，不禁为后来牺牲的战友们泪湿衣襟。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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