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喜欢读刘云芳的散文，大气，开阔，沉稳，平实，真诚以及常常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诗意，都让我特别感动，为身边有这样一位集诗歌、散文、童话创作于一身，在各种文体间游刃有余的文学创作者而骄傲。
最近又喜读了她的《与地摊有关的生活史》一文，感觉特别舒畅，文字如行云流水，结构如精巧园林，从字里行间散发出来的气质如乡间最纯朴的少女，情感真挚如雨后晴天里的彩虹动人心弦，不急不徐地娓娓叙述仿佛一首催眠曲，在不知不觉间，把读者带入梦一般的佳境，从中感受到深深的阅读快感，直到整篇文章结束，读者有如梦初醒一般的感觉：眼睛是睁着的，但是，情绪仍然沉浸在“梦”中，意犹未尽，反复回味。
我想，云芳的散文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阅读效果，主要得益于三个方面，或者更多。一是在内容上紧紧地贴着真实的生活，有强烈的在场感，特别能引起读者的共情；二是叙述的节奏掌控得特别好，沉着、冷静、不急不徐，整篇下来就仿佛在演奏一首曲调悠扬的华尔兹乐曲，读者的思绪随之翩翩起舞；三是最朴素、最真挚的情感贯穿于文章始末，不矫情，不虚伪，不刻意抬高什么，也不随意贬低什么，仿佛就是把原滋原味的生活，以文字的方式复制到了纸上，然后，像一盘儿菜一样端到读者跟前。读者品味着这道“菜”，一定是感觉到“有妈妈的味道”，禁不住内心温情涌动，从而忽略了有关“厨艺”的话题，忘掉了文章也是讲究文法的。
如此一来，我似乎就说到了第四点，那就是，在文法上云芳很用心，用心到让读者看不出一点儿“用心”的痕迹，真真是“润物细无声”，这样就算是做到了极致吧，让人感觉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但是，别人为什么没有“偶得”，偏偏云芳就那么“幸运”地偶得了呢？原因不言自明：人家用心了呗！
作为一名专业从事写作的人，在文法上的用心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不得不说，作为一门艺术，文学也是一个技术活，文学创作者必须懂得文学创作的技巧。但是，从作品整体上去考量，技巧应该是隐性的东西，是为作品服务的，它不能超越作品的主旨，否则就表现出一种“匠气”，就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写作上的一种失败，有喧宾夺主之嫌。
过于年轻的写手，在这个“隐性的东西”面前最容易表现出生涩的状况；老的写手又容易在长期写作过程中形成某种固定的模式，从而陷于“套路”之中难以自拔；最佳状况应该是，既有一定的写作经验，又勤勉于不断地探索、创新，做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作为80后青年创作者中的实力派，我认为，刘云芳的写作应该属于“又日新”的状态，这一点，在她的散文作品中有明显的体现。从《与地摊有关的生活史》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技法上越来越臻于成熟和完善。她对一个事物，比如说“摆摊”这件事，有自己独特的感受与认知，同时，她还能关切到别人对待同一件事情的态度与认知。
但是，她的这种关切并不是强硬的干涉，求同或者存异，甚至直接“指点江山”，而仅仅是在文章的结尾处，以一个疑问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时候，我忽然就想起当年卖饰品的桂姐和她的孩子来。已经过去十几年，那孩子也长大成人了。不知道在她的记忆里，摆摊这件事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色彩。我也总想把跟孩子玩摆摊的细节讲给母亲听，却不知道她听完了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心情。”这既是一种关切，也是一种探寻。
关切和探寻，是文学必不可少的两个构成要素，也是文学的重要使命之一，我认为。关切与探寻相辅相成，在彼此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把自己和对方同时推向一个更高级的阶段和水平，其实也是把文学以及与文学相关联的东西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就这一点而言，刘云芳的新作《与地摊有关的生活史》较之她以前的作品，也是一个进步。
读刘云芳的新作《与地摊有关的生活史》，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散文写作，最是真情能动人。我喜欢云芳的散文，不仅在于她语言上的贴切，结构上的精巧，谋篇布局上的纵横捭阖以及常常不由自主流露出来的内心的诗意，更在于最朴素、最真挚、最具原生态的情感贯穿于文章始末，流溢于字里行间，浸润着读者的心灵，用评论家司敬雪的话说就是“被灵魂附体的文字”，我所理解的“灵魂”就是指内心最真实的情感与价值观。
说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论语·雍也》中的一段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思就是说，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孔子之“文质彬彬说”当然论述的是为人的道理，即所谓“君子之道”，但是我想，为人如此，为文亦当如此，尤其是散文写作。为文不可以不倾注最质朴的真情，亦不能不讲究文法，两者和谐统一、互相关照方能锻造出好的文学（尤其是散文）作品。刘云芳的散文作品带给人的感受就是：文质彬彬。其实，如果你认识她，了解她，你一定会说出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文如其人。
读云芳的散文也不算少了，给我的最深印象便是，一向以灌注真情而见长。以她的新作《与地摊有关的生活史》为例，在我看来，通篇就是一次最真切的情感的表达。整篇文章读下来，我感觉就其核心而言就是一个“情”字，有亲情，有友情，有爱情，有人之常情，更有对生活的激情。
就“与地摊有关的生活史”而言，主要写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自己小时候母亲的地摊经济以及在母亲的影响下，自己也早早地对地摊经济有了一定的认知与实践；第二部分写自己求学过程中，与好朋友堃一起摆地摊的经历；第三部分写自己婚育之后，出于一种“反抗”，而不仅仅是迫于生活的压力，重操摆摊的旧业，从中体验生活的节奏感。
第一部分主要叙述了母亲在从事地摊经济时的勤劳、诚朴、善良以及基于诚朴善良之上的小精明，读来亲切感人，其实这也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优良传统在母亲身上的具体体现，而母亲从事地摊经济的理由无非是让家人过得更好一些，能够给“我”更多的零钱，这是亲情的体现，是自母亲至儿女的亲情，后面当然也写到“我”对家人的亲情：“我像个鼠类一样乐于积蓄……我喜欢在他们需要钱的时候，一个电话过来，就能把钱打过去。我把自己置身于改变亲人命运的重要角色。”
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作者与好友堃在从事地摊经济的过程中对收获（赚到钱）和快乐的体验，对人间冷暖和人性的体验，着重突出了友谊的情感因素。在这个部分，作者写道：“我忽然问堃，她家在城市，父母都有不错的工作，干嘛要跟我一起做这个？堃一笑，两个大酒窝就更深了。她说，因为好玩啊！在夜色之下，我们两个人用奶茶为‘好玩’两个字干杯。”读到此，我们应该有一个疑问，堃真的是因为“好玩”才和“我”一起摆摊的吗？
如果说前两个部分只是一个铺垫的话，第三部分才是整篇文章的升华。虽然同样是从事地摊经济，但是，意义却完全不同，这突出体现在这样一段话中：“我常抱着孩子去上货，一手抱孩子，一手拎着大袋衣服坐着公交车回来。每天，花费在市场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与以前摆摊相比，这次，我享受的不是数钱的快乐，而是一种生活的节奏感。我不想让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家庭主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对其他二十三个小时的反抗。”这几乎就是呐喊之声，强烈地表达出写作者对生活的激情，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迫切愿望。一个人能够站在实现自身价值的高度上去理解生活，理解奋斗，所有的艰难与困苦都将被踩于脚下，关于这一点，作者在文中已有表述：“我那时特别怕别人同情我，自己总觉得，能在这种状况下去摆摊，是强大，不是弱小。”
比较难能可贵的是，云芳在散文写作中，有意无意地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小说的笔法，加进很多“配角”和故事的细节，这就使得文章具有更大的容量、更广的开阔度和更强的可读性，而且叙述得也很沉稳，情感与节奏的把握也恰到好处。尤其让人感到轻松和愉快的是，她对文中出现的一众小人物普遍采取了友好、感恩、关怀与宽容的态度，让读者感觉到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小善”与“小恶”都是人之常情，是普遍的人性的浮现。就连写到“一脸杀气”的龙哥时，都说他被“我”和堃天真的“为什么”逗笑了。“他说，也就是看你俩是小女孩，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你在这条街上问问，我龙哥啥时候这么客气过？”这其实是消解了龙哥身上的“恶”，是写作者一种宽容的态度。
云芳在写自己摆地摊的过程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时，除了龙哥略微多着了一些笔墨之外，基本上都是一笔带过，但是，恰恰是这一笔带过，令人莞尔，因为这些“一笔带过”差不多是我们每个人都体验过的，也或者说是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的“小点点”。以平常之心，写平常之人，写得真实而贴切，既不放大什么，也不刻意地掩盖什么，这样就很好，因为保持了生活的原汁原味，所以读起来才毫不费力，虽然文章的篇幅长达6千多字。
谁都知道，生活就是鸡毛蒜皮，只不过这些鸡毛蒜皮，经过云芳捡拾以后，用美好的心灵、精巧的语言打磨成一粒粒珍珠，再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闪着熠熠的珠光，让人欢喜，乐意将它带在自己的脖子上，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也是摆弄文字的人带给社会的精神财富。
最后，我要夸一夸云芳此篇文章的开头：“我和母亲平行躺在炕上的两个被筒里，像两根停泊在深夜里的火柴。从身体瘫痪之后，她每天睡前、睡后都喜欢在回忆里浸泡一会儿。这仿佛是一剂必备的良药，一直坚持着。”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但是，它在整篇文章中的作用却不可小觑，真真正正地提纲挈领。
首先，以“我和母亲”开头，接下来必然要说到亲情，而事实上，整篇文章也的确是用“亲情”串成的一长串文字，甚至于连文章的结尾也再一次呼应了文章的开头：“我也总想把跟孩子玩摆摊的细节讲给母亲听，却不知道她听完了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心情。”如此一来，整篇文章就形成了一个大回环，从而使文章的结构更巧妙、更严谨，主题更突出。
其次，“火柴”的比喻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不仅十分形象、生动，有很强烈的画面感，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而且，火柴本身的寓意对整篇文章也有很深刻的暗示作用。在我看来，“火柴”最起码有两个暗示，其一就是“温暖与希望”的暗示，这就相当于给整篇文章定下了主基调；其二就是时间上的暗示，因为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火柴基本上是一个属于过去式的名词，经由这个名词，人们不由自主地就会陷入某种回忆之中，这便正中作者的下怀，那么接下来她写母亲的地摊经济就显得特别顺理成章，仿佛不是作者把读者带入母亲的回忆之中，而是读者“主动地”在回忆。显然，这样的带入方式实在是太巧妙而聪慧。这可能是云芳的无心之巧妙，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她的有心之巧妙，因为我知道，云芳一向很注重文章的开头。的确，对于一篇文章来说，一个好的开头，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径赛运动员站在一条优势的起跑线上。
（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