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城
“穷棒子”精神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河北省遵化市西铺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标志性精神遗产。1952年，王国藩带领23户贫农以“三条驴腿”起家，通过互助合作实现脱贫致富，其事迹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这一精神不仅推动了全国农业合作化进程，更成为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
一、历史形成：从“三条驴腿”到全国典范
（一）历史背景：合作化运动的现实土壤
“穷棒子”精神的起源与1950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密不可分。西铺村地处燕山腹地，是个被群山困住的“穷窟窿”，新中国成立初期仍面临“五山、六梁、九道沟”的地理困境，村民生活贫困，生产资料极度匮乏，亟需通过组织化生产摆脱贫困。1951年，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出通过互助合作实现农业集体化。1952年10月，共产党员王国藩和杜奎组织23户贫农成立初级合作社，仅凭一头驴的“四分之三使用权”（即“三条驴腿”），开启了集体化生产。通过冬季上山砍柴、变卖资金购置生产资料，三年内实现耕地面积从230亩扩展至1900亩，集体资产达10万元，彻底扭转贫困面貌，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标杆。
（二）实践逻辑：“穷棒子社”的创建与发展
一是破局：互助组的探索与局限。1951年的冬天，共产党员王国藩、杜奎召集村里最苦的23户人家，在漏风的土屋里开了场“生死会”。油灯下，王国藩仅凭一头驴的“四分之三使用权”说：“咱们没田没牛，但有一样东西——力气！我们困难确实大，可是我们哪个‘穷棒子’没有困难？组织起来就是力量”。这句话像一颗火星，点燃了在场所有人眼里的光。他们决定打破“单干”惯性，成立互助组。互助组的成立，标志着小农经济向集体化迈出的第一步。通过统一调配劳动力与农具，粮食产量较单干时期提升30%，但分散经营模式仍难破解“土改后土地再分散”的困局。数据显示，1948-1952年间，西铺村有11户卖地、6户典房、4户讨饭，凸显单纯依赖互助组难以实现根本性突破。二是突围：初级社的“三条驴腿”革命。1952年10月26日，遵化县西铺村，王国藩、杜奎等人响应党的号召，经过艰苦努力，将全村最穷的23户贫农组织起来，在王荣家里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寒冬，19名壮汉带着铁镐钻进30里外的迁西县王寺峪。寒潮期间遭遇零下20度极端低温的山里，积雪齐腰深，他们趴在地上刨了整整三天，硬是砍下4万多斤柴火。这些“救命柴”被捆成丈把高的垛子，用毛驴驮回村时，社员们高兴地比正月里闹红火还要欢实。当第一车柴换回430元现钱时，整个村子炸开了锅。这笔钱成了合作社的“第一桶金”，买回铁轮车、牛骡羊和农具，解决了春耕资金物资短缺的问题。三是示范：扩社与制度创新的双重驱动。初级社的成功引发“连锁反应”，1953年秋扩社至83户，耕地面积增至930亩；1955年成立“建明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后，粮食亩产达305斤（较建社前增长83%），并首次向国家交售余粮5455斤、棉花1943斤、花生13万余斤，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四是升华：人民公社时代的集体化高峰。1956年，西铺村联合周边4村成立高级社，1958年纳入人民公社体系。十年间，西铺村实现惊人蜕变：在生产资料上，从“三条驴腿”发展为5辆卡车、1台拖拉机、67头大牲畜；在土地改良上，80%的沙薄地变为良田，200余亩建成水浇地；识字人数从个位数增至320人。1963年，周恩来总理赞誉西铺村“用穷棒子精神改天换地”。
（三）精神符号的凝练与传播：“穷棒子社”享誉全国
“穷棒子社”之所以能够享誉全国，成为当时中国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得益于“两篇通讯一本书”。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收录《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勤俭办社》两篇通讯报道，毛泽东主席亲笔撰写的按语中，盛赞“穷棒子社”为“整个国家的形象”、“共和国的功臣”。毛泽东主席对“穷棒子社”撰写的按语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将勤俭办社原则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普遍方针，二是赋予其“自力更生”的政治象征价值。1956年，“穷棒子社”事迹被广泛宣传，成为激励全国农业合作化的精神旗帜。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相结合，使“穷棒子”精神迅速融入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话语体系。因此，毛泽东主席对“穷棒子社”撰写的按语，使“穷棒子社”成为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标志着“穷棒子”精神从地方经验升华为全国性精神符号。
二、科学内涵：多维度的精神特质
（一）团结互助
“穷棒子社”的事迹之所以能代表着当时“整个国家的形象”，其重要原因是它体现了团结互助的精神。23户贫农在王国藩的带领下打破“单干”惯性，通过“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组织方式，形成“一人有难众人帮”的集体凝聚力。与传统宗族互助基于血缘纽带不同，“穷棒子社”的团结互助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政治性。其成员皆为贫农，通过集体劳动消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导致的剥削关系。在西铺村的合作社里，流传着许多团结互助的传奇故事。1951年冬天，王国藩带领社员们顶着寒风，在冰天雪地里挖了一个月的水渠。男人们抡起铁镐破冰，女人们用围裙兜着热腾腾的窝头送饭，孩子们也提着煤油灯在沟边打下手。最终，他们硬是在荒山上凿出790米长的灌渠，让230亩“望天收”的旱地变成“水浇田”。更令人动容的是，合作社主动接纳了几户外村来的贫苦农民。这些新社员中，有打铁的巧匠，有会修农具的能人，甚至还有靠讨饭为生的“叫花子”。王国藩说：“咱们都是穷人，能有一技之长就是宝贝！”结果，这些“技术外援”不仅修好了合作社唯一的旧水车，还发明了“竹竿灭虫法”——全村老少每人手拿竹竿，像跳大神一样在田间挥舞，愣是把虫害损失降到了最低。1951年秋收时，合作社的230亩地创下亩产127公斤的纪录，每户分到了190多元现金和够吃半年的口粮。这个数字比单干户高出整整60%，连邻村的地主都眼红地说：“这穷棒子社怕是要成精了！”最绝的是他们的“全家总动员”：妇女们拆旧衣服做劳保手套，光棍汉子把破棉被改成农机罩，连80岁的王奶奶都把嫁妆箱底的金银首饰捐出来买种子。这种“倾家荡产式”的团结互助，让合作社在短短两年内从23户扩到83户，耕地面积翻了四倍。正如毛主席后来总结的：“穷棒子社的实践证明，六万万农民团结起来，就是移山填海的力量！”
（二）自力更生
“凭着自己和社员们的双手，来彻底改变本社的贫困面貌”是“穷棒子社”办社的一条重要原则。“穷棒子”精神的核心实践逻辑，体现为在资源绝对稀缺条件下通过自力更生、集体协作重构生产要素的生存智慧。建社初期，面临生产物资严重短缺的困境，“穷棒子社”自力更生、通过“以柴换资”模式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用“从山上取来”的土办法解决发展难题。“从山上取来”的生存智慧，突破了传统农业依赖外部资本的发展模式。更让人没想到的是，这群“泥腿子”竟发明了“以工代赈”的新模式：农闲时上山砍柴，农忙时用赚来的钱买牲口。这种“冬忙夏闲”的节奏，彻底打破了祖辈“靠天吃饭”的宿命。面对“一亩地产半袋粮”的绝境，西铺人创造了“人拉犁”奇迹。1953年春耕，30个壮汉用麻绳绑着犁耙，在春寒未退的冻土里硬生生犁出300亩春田。没有牲畜就用人力，他们喊着“一二一”的口号，把冻僵的手掌贴在犁铧上取暖。这种“人拉犁”模式，让亩产从互助组的125斤飙升到254斤，比单干户增产60%。村民们说：“咱们的汗珠子掉在地里，能长出金元宝！”毛泽东主席曾指出：“穷棒子”的奋斗证明，“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印证了自力更生作为精神内核的根本性。这种主体性觉醒不仅推动物质积累，更重塑了农民阶级的精神面貌。
（三）勤俭节约
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中，将西铺经验提炼为“勤俭办社应当是全国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在“一分钱掰两半花”的日子里，社员们把玉米皮编成草鞋，妇女们拆旧衣服做劳保手套，光棍汉子把破棉被改成农机罩，甚至用玉米皮、废旧布料缝制“战袍”。有位叫王大娘的妇女，把嫁妆箱底的金银首饰捐出来买种子，自己则用碎布头拼成“百家衣”。20世纪70年代，西铺大队在学大寨运动中继续发扬勤俭精神。面对修建大寨田的资金短缺，大队党支部拒绝添置新桌凳，而是组织社员利用废旧砖石垒的“土台子”当办公桌，煤油灯芯捻得比头发丝还细。1953年建社初期即制定《勤俭公约》，规定社员劳动收入70%投入再生产基金，20%用于公共积累，仅10%用于生活消费。西铺村的《勤俭公约》里写着：“一粒米当三分粮，一分钱当三分钱花。”这种“抠门”精神带来了惊人的成效，1953年，社员们穿着用玉米皮缝制的“战袍”，住集体宿舍，把生活成本压缩到个体农户的54%，省下的钱全部投入再生产，年底买回了第一台拖拉机；原来的“光棍屯”里，70%的农户有了存粮，60多户搬进了新瓦房；村里办起夜校，社员们白天干活，晚上识字。1952年合作社成立时村内文盲率超90%，至1962年通过夜校扫盲，识字人数达320人（占总人口约4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引领。当年的“穷棒子社”以“团结互助、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穷棒子”精神而享誉全国，成为那个火红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时过境迁，“穷棒子”精神仍然具有超强的时空穿透力，已融入了唐山大地，鼓舞当代唐山人积极进取，努力奉献，助力唐山经济社会发展，再造唐山更大的辉煌。
（作者为中共唐山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