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以前，清明节于我而言只有公祭活动，凭吊英雄烈士，缅怀革命前辈。烈士墓前，肃立、默哀、敬少先队队礼。红领巾飘扬在胸前，像火苗一样燃烧，仪式庄严而肃穆。

13岁，经历了唐山大地震。姥姥不幸罹难，在离家3公里远的公墓里，多了一座土坟，那里埋葬着我的亲人。于是，清明节的活动增加了家祭的内容。

家祭更多的是悲伤，一番嚎啕大哭之后，按照姥爷的指点，拔去坟头的枯草、添上新土、挖两坨土块堆在坟头。土块下压上彩色的纸条，焚一柱清香，烧一陌纸钱，磕三个响头。敬畏中带着神秘。

姥爷出生在清朝，最看重身后事。姥姥去世之后，姥爷对我们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安葬姥姥的坟头足够大，以示后人的虔诚和力量。我们的努力常常不令姥爷满意，有时候，他需要亲自上手。

就这样，年复一年，直到姥爷离世。

又到了清明，没有了姥爷的指点，忽然觉得手足无措，因为姥爷掌握着家祭仪式的规则。坟头应该多大体积才够标准，土块的直径、形状有什么要求，那一刻，这些对于我们都成了无解的难题。

于是，嚎啕大哭里除了失去亲人的悲伤，还有茫然无措的不安。没有了姥爷的日子，就像失去了舵手的轻舟，没有目标地漂泊。

岁月荏苒，我们挣脱了悲伤，开始思考追思和缅怀的意义。

娄贺仁，一位普通的农民，生活的地方是革命老区，因为40余年为埋葬在村里的烈士扫墓，获评道德模范。不论什么时候说起给烈士扫墓的事情，他必先讲述一个发生在他家乡的战斗故事。

那是在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当地联合县委根据“到敌人后方去”的指示精神，安排两个排的战士组成工作队，在南孙庄乡无名泊村开展工作，发动群众，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1942年农历四月初六清晨，由于叛徒的告密，鬼子、伪军和便衣特务900多人包围了工作队隐蔽的埝沟。与此同时，敌人把几百名村民也包围起来，四周架上机枪。当时，如果这两个排的八路军突围出来，无名泊村的几百名百姓就得惨死在敌人的机枪下。队长带领战士们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决战，终因为敌众我寡，只有少数人冲出敌人的包围圈。42名战士壮烈牺牲，但是村里的百姓被保护了下来。

敌人走后，村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将42名烈士的遗体掩埋，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只能把42人掩埋在13处。烈士们就此长眠在了这片土地上。

娄贺仁的父亲参与了当时掩埋烈士遗体的事情。

娄贺仁说，村子里很多人都知道英雄的故事，都知道那场战斗。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从父辈那里得到过教诲，老人们叮嘱后辈，即使是自己过世后，也不要忘记扫墓、悼念英雄。

二十几岁的娄贺仁记住了先人的嘱托，开始为烈士扫墓。

1990年，丰南县民政局在当年的无名泊遭遇战战场上，修建了一座抗日英雄纪念碑，墓碑上铭刻着烈士们的英雄事迹。从立碑之日起，娄贺仁又成了烈士墓碑的维护人。

他一遍又一遍地告诉后辈：“要不是这些烈士们，我们全村人都没了。”

娄贺仁扫墓的意义在于：我在，你就在，因为革命先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从娄贺仁几十年义务为烈士扫墓的壮举中，我渐渐地明白，祭奠先辈重要的是内容，不是形式，是精神的缅怀，不是物质的消费。只有把逝去的亲人和先辈放进心里，让他们成为自己生命的陪伴，把先人们对国家、对社会、对家庭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化作自己前行的动力，用不懈的努力活成祖先希望的样子，方不负某某后人之名。

在清明节到来之际，忽然又记起一件往事。我10岁之前，每天早上姥姥都要给我扎小辫。我们娘俩每人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姥姥坐在我的背后。她时常一边梳理着我那并不浓密的头发，一边歪过头看着我的脸，挂着一脸的期许，却又十分肯定地说：“这个小丫头赶上好时候了。”姥爷也对将来充满了信心：“她们的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姥姥，姥爷，我不知道您二老所说的好时候和好日子的具体所指，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如今的盛世一定超过了您当年的期许，我们的确赶上了好时候。我还想跟您说，为了我们——您的子孙后代生活得更好，我们决定革除焚烧纸钱这一陋习，您同意吗？

您一定会同意的！因为让下一代更好就是先辈们的愿望。

（白桂云 文/ 胡玉环/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