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军

李大钊是一位人生修养方面的榜样和标杆人物，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楷模，又是无产阶级文化的师表，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为数很少的对人生修养问题进行过较深入思考的思想者之一。在从事繁重的革命工作之余，他不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生修养问题的思考，而且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表里如一，实践了他所提出的理想完美的人生修养。

一、李大钊人生风范

毛泽东由衷称赞李大钊是“一个大好人”，章士钊则评价李大钊“才不如识，识不如德”。然而，无论是前者的赞誉还是后者的苛评，在对李大钊的优良德行、高尚人格的评价上，两人却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李大钊非常注重自我道德修养，一生谦逊自律、质朴儒雅、光明磊落、勤朴清直、艰苦卓绝。他既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求真务实，又待人宽厚、团结同志，以致于同其接触过的人，无不赞誉他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青年学生评价他“和蔼可亲，虚怀若谷”“为人敦厚”“非常亲切诚恳”，让人“愿意常常接近他”“他的为人纯洁，他的对人忠厚，他的道德高尚……真可说是一时无两”。张申府和胡乔木更是赞誉他为一个“完人”。

李大钊非常自律。1918年1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倡修养，尚进德，制定了不嫖、不赌、不纳妾等禁弊条文。李大钊积极参加进德会，并且当选为纠察员。同年10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学会，倡导会员以“奋斗、实践、坚忍、简朴”为人生信条。

在为人方面，李大钊堪称“豪杰之士，肝胆照人”“对友无论党之异同，均和易平直，表里如一”。陈独秀这样评价说：“他平生的言行，诚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胆照人。”

李大钊是温文尔雅、谦和沉稳、厚重质朴的谦谦君子。他待人诚恳，“见善如不及，有过必规劝”，没有丝毫宗派气。鲁迅说，李大钊留给他的印象是诚实、谦和、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

李大钊言而有信、行而有义。许多人并不完全服膺李大钊的“主义”，但不能不为他的真实诚挚所折服。宋庆龄回忆，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章士钊回顾与李大钊的交往，感叹“两人政见，初若相合，卒乃相去弥远，而从不以公害私，始终情同昆季，递晚尤笃”，是自己的“宅心长厚之良友已”。但是，李大钊身上并不缺乏刚毅之气，是温和与刚毅并存、平和与坚定并存，是有傲骨无傲气。在他谦和温厚的外表下，有着十分强硬的内心。即使被捕入狱，随时面临牺牲的危险，李大钊也从容不迫，安之若素。高一涵讲：“守常为人从浑厚中透出侠义气，故朋辈对彼亦每从亲爱中露出敬畏心。”

梁漱溟晚年回忆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友情时，也曾这样说：“李呢，表面上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表面上很温和，同大家一接触，人人对他有好感，实际上骨子里他也是很激烈的。大家对陈独秀都有点敬而远之，怕他，因为他常常当面就不客气。”

李大钊这种谦逊诚挚、光明磊落的道德情操和纯洁品性，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其“素来光明磊落”。

仁者爱人。作为青年导师，李大钊还始终无微不至地关怀和爱护着广大青年学生。对于爱国上进的青年，他倾囊相助，热情接待，诚恳畅谈自己的看法。在当时，许多青年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凡是聆听过李大钊教诲的人都被他那循循善诱的教导所感动，感觉他的“身上有一种无形的吸力吸引着你的人格向上升腾”。他们都把他当老大哥看待，把他视为道德上的最高典范。

许德珩曾经说：“大钊同志与我已成师友之间的友谊了。”章廷谦则形象地把李大钊对青年的关爱比作“老母鸡护雏”：“他总是带着一群雏鸡，或者只要他咕咕叫两声，就会有一大群雏鸡都围集在他身边，领受他的爱抚，领受他的引导，学习生存也学习斗争。尤其在遇到有敌人来时，老母鸡必定英勇的支起全身的羽毛，奋不顾身的为那群雏鸡和强有力的敌人去拼命。”

这种关爱，李大钊至死不渝。被捕入狱后，为了开脱同案人员，李大钊勇敢地写道：“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唯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其次，李大钊对家庭慈爱敦厚。李大钊立身严谨，一直与来自农村又长他6岁的结发妻子赵纫兰恩爱如初，相敬如宾。在北京安居后，工作之余，李大钊常常帮助妻子带孩子和做饭。每每有人来访时，李大钊都要帮妻子搞好装束再引荐给客人。他还经常抽时间教妻子读书识字，跟她讲革命道理，讨论一些社会问题。在李大钊的感染下，赵纫兰也默默地支持着李大钊的工作，历尽艰苦抚养孩子走上革命道路，为党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子女心目中，李大钊是一个慈爱的父亲。长女李星华回忆说：“父亲永远是慈祥的，从来没骂过我们，更没打过我们。我向来爱对父亲发着许多无意识的问题，无论他怎样忙，对于我的愚问，总是很感兴趣，耐心地讲给我听。”

李大钊回到家，总是先抱起孩子亲一亲，连眼镜也顾不上摘。在紧张而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总是抽出时间为孩子们讲故事、教孩子唱歌、背古诗、下军棋、写毛笔字等。但李大钊从不溺爱孩子，在注重知识教育的同时，格外看重对子女进行人格教育。他言传身教，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磨练子女的意志，让他们更多地经风雨、见世面，锻炼胆量、开阔胸襟；教育子女吃苦耐劳，爱护花草和动物，热爱劳动人民和国家。

最后，李大钊的生活十分简朴。他一生朴素无华，洁身远名，不事浮夸，节衣缩食，过着清贫的生活。李大钊的学生张尔岩回忆说：“李大钊那时是北京大学教授，还在几个大学兼课，每月的收入为240块银元，完全可以过着较平常人家更富裕的日子。可是，如果不知大钊老师的大名，只从衣着上去看，都会认为他是一般的市民。他家住的房子更不讲究，屋里的摆设很平常，多是些旧家具。每天上班，他都是走一段路坐一段车。他从不吸烟、喝酒，没有任何嗜好。”对于张尔岩的劝说，李大钊回答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时下国难当头，人民食不果腹，怎能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的疾苦呢？”李大钊始终追求和践行的是一种真实简朴的生活。人们把李大钊这种“不讲究吃，不讲究穿”的清苦生活概括为“黄卷青灯，茹苦食淡，冬一絮衣，夏一布衫”。但李大钊却经常自掏薪水，或接济贫寒的进步青年，或用作党的活动经费以支持革命工作及其他社会事业。为此，他不仅家无余财，还时常要为油盐柴米的开支发愁。李大钊牺牲后，家中更是一贫如洗，甚至连丧葬都要靠友人来捐助。

因为李大钊人格高尚感人，所以无论是他的亲属、师友，还是他的敌人，无不对他钦佩有加。刘复在为李大钊所撰写的碑文中这样赞其为人及其影响：“温良长厚，处己以约，接物以诚，为学不疲，诲人不倦，是以从游日众，名满域中。”

二、李大钊人生修养观

外显的行为离不开内在的思想认识。李大钊的人生风范是其人生观的外部表现，正如王森然所指出的：李大钊“字里行间，均寓操履纯笃，志行坚洁”。更为可贵的是，李大钊对人生修养问题的思考和把握，具有历史和哲学的高度。

首先，“为今人奋力，为来者前驱”的乐观迈进、奋发有为的青春人生观。李大钊一生都在大力宣扬一种乐观进取、奋发有为的人生观，激励人们追求和创造崇高的新生活。

李大钊关于人生修养问题的思考，至少可以追溯到他在日本写成的《青春》一文。人生如白驹过隙，黄金、权力、青春……都会成为过往，让人烦忧、恐怖。那么，短暂有限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在李大钊看来，人生能否永享青春之幸福，当问宇宙自然之青春是否为无尽。宇宙既然是连贯的，有无尽的青春，那么人生也就有无尽的青春。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以无尽之青春，努力创造无尽青春之事业，享受无尽青春之幸福。这就是李大钊的“青春的人生观”。

后来，李大钊通过进一步研究时间的无限性和不可逆性，探讨了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在李大钊看来，在承认了时间不可逆转的流逝性之后，不能就得出令人颓丧悲观的虚无主义结论。他提出，人生既不可重复，就当珍爱此生，“我们在此只能前进不能回还时的途程中，只有行动，只有作为，只有迈往，只有努力，没有一瞬徘徊的工夫，没有半点踌躇的余地”“历史的事件与人物，是只过一趟的，是只演一回的……我们只有随着这有进无退的时的流转，郑重的过这一趟，演这一回。”

李大钊认为人生不可复返，但是可以通过对“今”的正确把握来实现其对未来的影响。他提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要反对复古的厌“今”，但也要反对安乐无为的乐“今”。他说：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也就是要“以期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努力”。所以，他指出，要以今世为未来新时代的基础，以现在为阶梯，而向前追求，去创造一种快乐的世界、一种优美而高尚的生活。

基于青春人生观，李大钊指出：“立宪国民之唯一天职，即在应其相当之本分，而觅自用之途，俾得尽量以发挥其所长，而与福益于其群……盖人生之有价值与无价值，有意义与无意义，皆在其人之应其本分而发挥其天能与否，努力与否，精进与否。”因此，李大钊否定金钱享乐主义的价值。他说：“这种的生活，简直是把人生的活动，完全灭尽。他们的知能躯体，全听兽欲的冲动的支配。若说他们有现在，也是兽欲的现在，不是人生的现在。”

在李大钊看来，人们要过优美而高尚的生活，必须要有才智和内心的修养，“人生的生活，衣食而外，尚须知识；物质的欲望而外，尚有灵的要求”。他指出：“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生给了很多的苦痛。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

这种远大的观念就是，个人的人生要与社会的进步相统一，确立正确的人生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方向，与人民大众共甘苦、同呼吸、共命运，在社会生活中提升自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寄语青年：“青年啊！你们临开始活动之前，应该定定方向，譬如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才能有达到那目的地的一天。若是方向不定，随风飘转，恐怕永无达到的日子。万一能够达到，也是偶然的机会。靠着偶然机会所得的成功，究竟没有很大的价值。”所以，李大钊主张，明确了崇高的人生理想，就要“以创造为生活，以奋斗为职业”“惟知跃进，惟知雄飞”“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与时俱进，期于必达。

其次，自重而重人的理想人格观。李大钊重视对自己和广大青年的理想人格塑造，追求理想人格和高尚生活。

李大钊认为，理想的人格，也就是高尚健全的人格，应该是自重而重人、己立而立人。这种人格观是对中华传统君子人格观的传承和创新。

自重和己立，就是要克己，自持自律。李大钊认为，一个人只有守道义、保节操，威武不能挫其气，利禄不能动其心，处固能安其朴素，出亦不易其清廉，俯仰天地之间，全无所于愧怍，这才是理想的君子人格。他最为推崇不卑不亢、自强自尊、乐观豁达、坚忍不屈等君子人格。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要“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练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

重人和立人，就是要尊人、容人，尊重、体谅和宽容他人。李大钊认为，人格都是对等的。与他人交往处事，不能“尚情而不尚理”，专己以排人，挟同以强异，而是要胸襟阔大，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要有“光明磊落之人格”。

在李大钊看来，君子之交，应该是立足于诚，与人以共见之诚，做诚笃之士，与人和衷共济，做诤友，而不是倾轧排挤；立足于公，扶公却私，不能因私害公；立足于恕，大气待人，宽容、宽恕和体谅他人。

第三，简易生活观。在日留学期间，李大钊就曾指出：人生的烦忧苦恼，来自于无穷的追名逐利的欲望，应该“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追求优美高尚的生活。

1917年，李大钊的思考更加深入。他认为，当时社会上的虚伪、夸张、奢侈、贪婪种种罪恶，都是因为追逐过度之生活所致，“应用不足，贪念斯起，洁白廉正之精神与虚荣夸张之欲望交战于胸中，而不获胜，遂为所囚缚以献于法网之中”，而“推原其故，则皆不安于简易生活之一念有以误之也”。他指出：“吾人之躯干，块然五尺耳，一榻之域足以安息之而有余，安用此华楼广厦也？吾人之口腹，所求者瞬间一饱耳，箪食瓢饮足以飨应之而有余，安用此甘旨珍错也？吾人之家族，纯实之爱即足以慰安之，安用此无谓之虚荣也？吾人之戚友，淡泊之情即足以接纳之，安用此不当之酬赠也？”他指出，要想不为家族戚友作牺牲，为浮华俗利作奴隶，就要衣食宜俭其享用，戚友宜俭其酬应，物质宜俭其销耗，精神宜俭其劳役。务使自己现有之精力、物质，克以应与己缘接而生之要求之负担，绰有余裕。

第四，婚姻家庭观。李大钊认为，婚姻家庭与人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是因为“夫家庭者，爱之泉源，而幸福之府藏也。而家庭之组织，则又基于婚姻……真爱既已蕴蓄于一门，仁风斯能广播乎全国，而后爱国、爱群、爱世、爱物之思，油然而生。此其所关，良非小故矣。”

在婚姻问题上，李大钊认为，两性关系有着优美的价值，应该形成一种“公正的愉快的两性关系”。他说：“两性相爱，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应该保持他的自由、神圣、纯洁、崇高，不可强制他、侮辱他、污蔑他、屈抑他，使他在人间社会丧失了优美的价值”，而“一个公正的愉快的两性关系，全靠男女间的相依、平等与互相补助的关系，不靠妇女的附属与男子的优越。男女各有各的特性，全为对等的关系，全有相与补足的地方。”

李大钊认为：“爱情未必与结婚一致，有发生爱，未必能结婚，结婚者未必有爱情；或结婚以后，尚有其他恋爱者。吾人苟遇有如此情形，皆应彻底离婚或结婚，以实现爱与结婚一致，使一家之中，全充满爱之空气。”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有纯洁的真情，达到高尚美满的境界。

在家庭问题上，李大钊主张建立一个“温柔和乐之家庭”。这种理想的家庭不仅需要“小家庭之制度”“真正之爱情”和“家事之研究”，还需要有“Democracy之精神”和“一夫一妻之条件”。

李大钊认为，没有妇女的解放，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两性间的Democracy比什么都要紧。”“理想家庭最要之条件，就是Democracy平民精神。”家庭成员之间应是完全平等的，“无父系母系之分别，亦无男女性之界限，乃共力合作，而组织良好家庭，无有特别之权利，对于孩提，亦不宜加以压制，循循善诱，更当尊重实行民治之条件”。

李大钊认为，一夫多妻制，使得夫妇之间彼此不生爱情，竟至对于子女亦无真正之爱情，往往汩没子女之人格；而一夫一妻制，最属难得。

在李大钊看来，不仅女子在家庭中有独立的人格，孩子也应有独立的人格。他认为，健全的人格教育远比知识教育更重要。他把教育孩子比作农民点种，正如播种什么样的种子，才能收获什么样的果实。

【作者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图书馆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