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中

祖父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祖父也最早以科学态度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紧跟历史发展和时代进步潮流不断探索了中国革命道路，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

祖父从最初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就不是将其当作教义，而是针对中国国情，将其与中国社会实际紧密结合，对其进行了适应环境的重大变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开辟了正确之路。

马克思诞生于德国，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处在资本主义工业国环境之下的欧洲，而当时的中国还是生产力极为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国情与欧洲各国存在巨大差异。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1919年8月，祖父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任何主义都需要紧密结合当时的实践，不能脱离实际，妄自空谈。他说道：“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把这个理想适用到实际的政治上去，那就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社会主义，亦复如是。……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在别的资本主义盛行的国家，他们可以用社会主义作工具去打倒资本阶级。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这里提到的“因时、因所、因事”和“实境”等，指的就是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要当作指导实践的工具来进行使用，要在不同的条件下对其进行适应环境的变化。

也是在1919年，祖父对中国革命主要力量作出了明确的选择，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应用所作出的深刻思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工人阶级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同义语而使用的，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但1919年的中国仍旧是封建农业国，农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当时的总人口是4.5亿，农民占总人口比例约达80%，工人总数大概200万，占总人口数还不足0.5%。中国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在国民经济地位上都处于弱小状态。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或动力如果仅仅依据马克思的理论只依靠工人的话，是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的。因此，祖父没有采取“拿来主义”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根据中国的农业国国情在中国革命主要动力中增加了农民，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动力是包括农民和工人的劳工阶级的创新理念。1919年2月，祖父在《青年与农村》中写道：“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后来，他在《土地与农民》中再次强调：“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祖父还认为，“劳工”一词能够更大范围地涵盖革命群众，因此在许多文章中使用了“劳工阶级”一词，如他在《青年与农村》中就提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祖父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他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就谈到了不能做空谈家，更要做实干家：“这可以被证明主义的本性，原有适应实际的可能性，不过被专事空谈的人用了，就变成空的罢了。”祖父对于中国革命主要力量的选择也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付诸实践。1921年夏，他发展了史文彬、邓培等第一批工人党员。1923年，在他的指导下，共产党员弓仲韬到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发展了第一批农民党员弓凤洲、弓成山，成立了我们党的第一个农村基层组织台城特别支部。同一时期，他也派出了北京多所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去全国多地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党、团组织，农村党组织相继建立。这些实践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不是拘泥于个别具体的论断，而是将它看作改造中国的工具，注意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新和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发展农民党员之事在党建立之初是受到中央局书记陈独秀等人的强烈反对的，他们声称农民懒散、文化低落、倾向保守，难以参加革命运动。但对农村和农民更加了解的祖父坚决顶住来自上层的压力，坚定并充满信心组织实施了这一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正确抉择。

此外，在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祖父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思想。1917年10月，他在《此日》中说道：“即以此未来之一年……月异岁新，与时俱进，页页联缀，永续无穷。”可见，“与时俱进”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已经开始萌发了。

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举具有承前启后的伟大影响。祖父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后，他在红楼的办公室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这里吸引了许多热情上进的年轻学子。他不仅影响和培育了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还直接培养了一代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革命者，如邓中夏、高君宇等党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受到他思想的影响。

1918年秋，青年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经在北大工作的杨昌济教授介绍，认识了祖父，并在祖父的积极安排下，担任了北大图书馆的助理员。1918年10月至次年4月，在这约6个月的时间内，祖父与毛泽东经常交流，不仅向他推荐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经常一同探讨马克思主义学说。祖父对中国革命主要动力是农民的判断，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祖父壮烈牺牲后，毛泽东将祖父李大钊的理念付诸实践并发展。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历史事实已雄辩证明：中国农民的觉醒，为中国革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使中国革命走向成功。望祖父为中国革命开创这条成功之路的史实能够为更多人所知，让更多人了解祖父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作出的开创性、引领性贡献。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对祖父光辉一生的真实写照。祖父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彰显的“勇往奋进以赴之”“瘅精瘁力以成之”“断头流血以从之”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

（作者为李大钊嫡孙、李葆华儿子，水利部原水利信息中心主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