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咬文嚼字”原本形容仔细斟酌字句。后多用来指只注意文字的表述，死抠字眼儿，也形容故意卖弄自己的学识，颇有一些贬义的色彩了。我一直酷爱朗诵，爱惜文字，故对文字用法、读音颇为敏感，久而久之便将“咬文嚼字”当成了一种习惯，觉得“咬文嚼字”颇有益处。近期，央视著名主持人康辉的《康辉咬文嚼字》节目，掀起了一股研学文字的热潮，也让我想起在生活和工作中“咬文嚼字”的趣事。

对纠正读音的执着，源自于学生时代的一次“出丑”。那是一次诗歌朗诵会，我选读的篇目是《大学，一个温馨的周末》，没成想一张嘴就把“温馨(xīn)”读成了“温qíng”。紧接着，我又把“纵横驰骋（chěng）”读成了“纵横驰Pìn”。在台上，我大言不惭、声情并茂、浑然不知，只瞥到一些同学的眼神儿不对，有的女生捂嘴窃笑，我意识到自己肯定是露怯了。果不其然，刚走下台来，班主任毕老师就贴着耳朵悄悄地纠正了我的读音。当时，臊得我真恨不得找条地缝儿钻进去，从那以后便养成了翻翻字典、查查读音的习惯，一是避免再露怯，二是积累一些学识。

参加工作以后，我也时常发现身边的人读错字。比如，“掣肘(chè zhǒu)”读成zhì zhǒu，“粗犷(guǎng)”就读“粗kuàng”，“莅(lì)临”读成“wèi临”……更有甚者，读音错了几十年都浑然不知。这其中，有可能是身边人不愿“好为人师”去讨嫌，也有可能听众也习惯性误读而不自知。我认识一位领导，也是我的仁兄，他平日自诩喜欢“咬文嚼字”，可有一回，当着众人的面儿，竟把“脍炙（kuài  zhì）人口”读成了“huì  yán人口”。我当场指正，老兄反问：“难道这么些年，我读的一直不对？”

除了读音，错别字也是“咬文嚼字”的重点。刚从部队转业，我曾经完成过一次校对工作，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2000年7月，市局的经验材料需要在省局会议上交流。考虑到我曾经在部队干过宣传和组织工作，领导把这次校对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领导是团职干部转业，讲话直截了当：“这是对你的一次考验！要重视！”

其实校对这活儿并不太难，只要静心专心细心便是了。临下班前，我跟印刷厂的同志约好了“周六去加班”。可不知怎的，周五后半夜，我突然上吐下泻发起了高烧，折腾得我脸色蜡黄，连腰都直不起来了。轻伤不能下火线！第二天下午，我硬撑着爬了起来，让夫人老梁骑着摩托车带我到了市里的印刷厂。为提高效率，保证质量，我跟老梁商量，先由我念，她校对，然后换过来，再让她念，我校对。老梁是“书虫子”“活字典”，有她在，我心里踏实多了。可身体不争气，吃了药也无济于事，校对过程中，我往厕所跑了好几趟，满脑袋都是虚汗。印刷厂的同志看着我难受的样子，关切地又是续热水，又是递毛巾，几次劝我们“先歇会儿，别着急”。我表面上装作若无其事，实则内心里一点儿也不敢懈怠。这可是拿到全省会议上的材料，它关乎一个单位的水平、作风和形象，一个字一个标点都错不得呀！待到全部校对好，街上早已华灯初上，老梁搀扶着我一步步走下印刷厂的楼梯，直接去了医院。周一刚上班，为稳妥起见，领导又召集所有的秘书再分头审一遍。再审的过程我倍觉紧张，好在，当汇总结果报到领导那里时，他拍着我的肩膀，笑不滋儿地说了句：“干得不孬！”

校对这件事过去24年了，时至今日，我从当年经常翻查字典到现在经常用百度搜索，“咬文嚼字”的习惯一直没变。中国的汉字超过9万个，光辑录《新华字典》的常见字就有一万多个，谁也不敢保证每个字都认识、每个字都用对、每个字都不读错。也许有人觉得错字错音无伤大雅，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特定场合念错字，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往大里说，语言文字承载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我们每个人的光荣使命。往小处说，尊重文字是一种责任、担当，是一个人文化素养的积累，是开卷有益的学习过程。

朱光潜曾作《咬文嚼字》一文，告诉人们无论阅读或写作，都要有咬文嚼字的精神，刻苦自励，追求艺术的完美。钱钟书老先生认为“字典应该是旅途中最好的良伴”，他被困上海物质贫乏又书瘾难耐时，一本《新华词典》一翻就是半年多。央视主持人董卿在主持“中国诗词大会”时，背包儿里始终装着新华字典，在每次化妆的间隙，也不忘了随手翻阅一下字典，对生僻字还会做认真标注，让经常做客央视的余秋雨大师赞誉有加。开篇提到的另一位央视主持人康辉更是被网友称为“行走的《康熙字典》”“全国普通话最标准的男人”。这些文士、名人已经拥有一定文学造诣，尚且如此，我等更应该“咬文嚼字”，精益求精！

（董虎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