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梦佳
“穷棒子”精神是20世纪50年代遵化县西铺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形成的时代精神。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遵化县第十区西铺村村民王国藩创办的“穷棒子社”，成为遵化县乃至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典范，被毛泽东主席誉为“整个国家的形象”。“穷棒子社”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凝练而成的“穷棒子”精神，成为推动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中国人民为建设富强国家而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大力弘扬“穷棒子”精神，对于唐山人民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唐山篇章以及中国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穷棒子”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穷棒子社”凝练“穷棒子”精神
1950年完成土地改革以后，遵化西铺村村民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但由于长期贫困，加之天灾人祸，西铺村村民面临守着土地没饭吃的困难窘境。1951年春，西铺村建立起11个生产互助组，其中王国藩组织19户搞起了互助组，秋后粮食亩产94斤，比单干户（70斤）多20多斤，显示了组织起来的优越性。到1952年初，全村加入互助组的农户达到全村总户数的80%。
1952年11月，西铺村王国藩、杜奎、王荣、王生、佟启、佟印、梁进田等23户贫农创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王国藩任主任，这是西铺村由最贫困的农户最先建起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社共有土地230亩，大的农具几乎没有，耕畜只有一头驴股份的3/4，被人讥笑为“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但大家一条心，通过上山打柴卖钱购买牲畜、农具，事事靠穷办法勤俭办社，壮大了集体经济。“穷棒子社”在物质极度匮乏条件下创造发展条件，不是依赖外部援助，而是依靠集体的力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种团结互助、艰苦创业、勤俭办事、敢为人先的精神，就是享誉全国的“穷棒子”精神。
“穷棒子社”创办第二年，即1953年，社里35亩花生地，平均亩产430斤，在瘠薄的山坡地上创造出全县花生单产最高水平；粮食亩产254斤，扣除集体提留，平均每户分粮1400多斤；全社总收入6800多元，除掉各项开支，平均每户收入190多元，公共积累2400多元，创造了西铺村历史上的最高纪录。“穷棒子社”的典型示范，极大地吸引了社外农户，1953年秋后，“穷棒子社”由23户扩大到83户，更名为建明社。1954年秋，建明社粮食亩产330多斤，副业收入也比去年有很大增长，集体经济继续壮大。社外农户纷纷要求入社，到1954年底，入社农户由83户扩大到148户。至此，全村实现了农业生产合作化。
（二）“穷棒子”精神从地域精神升华为民族精神
中共唐山地委对“穷棒子社”的办社成绩和经验给予充分肯定。1955年4月30日《唐山农民报》刊载《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同年5月4日《河北日报》刊载《勤俭办社》，全面介绍了遵化县第十区区委特别是“穷棒子社”的办社经验。此时，“穷棒子社”在唐山地区和河北省是一个办得比较成功的合作社，其办社经验刊登在唐山和河北非常有影响的刊物上，足见其在唐山和河北的典型性。但尽管如此，“穷棒子社”的影响还仅局限于唐山地区或者河北地域，“穷棒子”精神也仅作为地域精神而加以宣传。真正让“穷棒子社”闻名全国并使“穷棒子”精神得以在全国弘扬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
1955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为《书记动手，全党办社》和《勤俭办社》写了按语。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按语中指出：“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二十三户贫农只有三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并引申道：“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这一按语使“穷棒子社”从地方案例升华为全国典范。《勤俭办社》的按语进一步将“勤俭经营”提升为全国性方针：“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他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按语又将“穷棒子社”升华为全国勤俭办社的模范，这种将地方经验国家化的做法，显著强化了“穷棒子”精神的示范效应。毛泽东主席的两篇按语把遵化县“穷棒子社”推向了全国，使之成为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面旗帜，“穷棒子”精神也成为这一时期广泛宣传学习的最为重要的劳动精神之一，并从地域精神升华为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穷棒子”精神的科学内涵
（一）团结互助
团结互助是“穷棒子”精神的根基。以集体协作凝聚个体力量，构筑抵御风险、推动共同发展的强大合力，是“穷棒子”精神存续的基础。在极度贫困的情况下，个体农民单凭自身无法突破这一困境，唯有联合才能激活集体生产力。“穷棒子社”23户贫农以土地、农具入股，共享“三条驴腿”，就是团结互助的典型例证。它打破个体生产局限，通过集体协作凝聚力量，将分散的个体劣势转化为集体优势，形成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正如“穷棒子社”主任王国藩所说：“咱们穷是真的，但咱们要长志气，树信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大伙要拧成一股绳，克服眼下的困难，把咱们这个社办好。”
（二）艰苦创业
艰苦创业是“穷棒子”精神的核心。面对极度贫困和资源匮乏，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辟生存与发展道路，是“穷棒子”精神内核的集中体现。“穷棒子社”成立之初，全靠社员们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创业精神，用王国藩的话讲就是“我们白手起家，一不靠国家支援，二不向国家贷款，坚持自力更生”。缺少资金，社员们就利用冬闲时间到几十里外的深山老峪割草打柴卖钱；缺少农具等生产资料，社员们就用卖柴草的钱买车马农具、种子和肥料。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再次以“穷棒子社”为例强调艰苦奋斗的重要性，指出“合作社一定要在艰苦奋斗中建立起来”。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贯穿了“穷棒子社”的始终。后来，即使经济状况显著改善，社员们仍然坚守艰苦创业的初心。
（三）勤俭办事
勤俭办事是“穷棒子”精神的底色。以勤俭节约规范集体行为，在物质匮乏年代事事靠穷办法，是“穷棒子”精神具象化的关键支撑。“穷棒子社”的办事原则是“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能够不花的钱尽量不花，不花不行的尽量少花”。办社初期，会计账簿不是花当时的市价十六七元买来的，而是仅花一两元钱的成本自己造出来的，使的是缺框少珠的旧算盘，用玉米皮给社员开工票；盖羊圈没花一分钱，是社员们从自家拿旧钉子、木棍，从山上拉石头建起来的；大车套是社员们从自家中找旧的，经修补后用起来的。社员们“东西都是省着用，春季精耕细作，秋季精打细收，不浪费一粒米一文钱”。社里严格核算每一分钱开支，如自制农具、用草木灰替代化肥、以人力替代畜力，收益分配优先用于扩大再生产而非个人消费。社员们“一方面积极劳动，创造财富；一方面严格节约，刻苦经营”。毛泽东主席赞誉“穷棒子社”勤俭办社，把勤俭办社经验提高到国家层面的高度，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现在还很穷，要使中国富起来，需要几十年时间。几十年以后也需要执行勤俭的原则，但是特别要提倡勤俭，特别要注意节约的，是在目前这几十年内，是在目前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勤俭节约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充分肯定，成为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
（四）敢为人先
敢为人先是“穷棒子”精神的动力。突破传统小农思维桎梏，以创新勇气走合作化道路，是“穷棒子”精神突破的动力源泉。“穷棒子社”是第一个敢于把全村最穷的23户贫农组织起来、缺少生产资料就“从山上取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巨大成功的合作社，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白手起家的典范。它率先探索集体化道路，验证了在生产资料极度匮乏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实现集体化的可能性，为全国农业合作化提供了基层实践样本。1954年，合作社率先实现一村一社，后又率先成立遵化县第一个高级社，同时勇于探索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不断创新农业生产技术和方法。“穷棒子社”主任王国藩也因“穷棒子社”而声名远扬。1957年2月，王国藩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成为全国农民的典型代表，毛泽东主席表彰他“在全国起了率先作用”。这不仅是对王国藩农业合作化率先实践的肯定，更彰显了敢为人先对时代进程的引领价值。
三、“穷棒子”精神的当代价值
（一）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穷棒子”精神为乡村振兴提供了集体合作与创新发展的范例。当年王国藩带领“穷棒子社”以“三条驴腿”起家，通过组织化生产实现脱贫。在当代乡村振兴中，这种集体协作模式可转化为发展农村合作社、整合土地资源、推动特色产业的动力。例如西铺村探索特色产业与红色文旅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通过“科技兴农+红色赋能”双轮驱动战略，走出一条乡村振兴的示范之路。一方面发展生态农业，利用现代化种植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建立“支部+公司”合作模式和“本土资源+现代管理”融合体系，实现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依托“穷棒子”精神诞生地的独特优势，发展红色旅游，通过建设“穷棒子”村史馆、开发红色旅游线路，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学习，带动了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将精神传承与产业升级结合，为乡村经济注入文化力量。这种“激活历史资源”“赋能产业发展”的实践活动，既赓续了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又为乡村振兴积累了可推广的经验。
（二）引领社会治理的实践范式
在社会治理的实践中，“穷棒子”精神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供了思想材料，其所蕴含的团结互助、勤俭办事彰显出新的时代价值。王国藩当年带领社员将砍柴积攒的首笔资金用于购置农具，这一决策经全体成员充分商议后实施，生动诠释了“有事多商量，遇事共担当”的民主治理理念。王国藩一心一意为集体事业谋发展，“带头吃苦带头干，集体的好处我不沾”“为了让大家过好日子”的质朴之心，恰是为民情怀与集体主义的深刻注脚，这种精神基因在当代社会治理中迸发出强劲活力。例如在西铺村发展过程中，村民们延续了合作社时期的团结传统，积极参与村庄事务管理；在环境改造、设施升级等民生工程中，党员示范引领与群众主动参与形成良性互动，“花小钱办大事”的治理智慧蔚然成风；“穷棒子”爱心服务队以志愿力量织密互助网络，“党员带头服务群众”的意识具象为温润民心的治理实绩。这些实践表明，精神特质可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为当代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三）培育文化自信的精神纽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向上向善的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重要纽带。”“穷棒子”精神根植于中华民族不甘贫穷、奋发图强的集体记忆，是红色文化的重要符号。毛泽东主席将“穷棒子社”赞誉为“整个国家的形象”，以中国一个山村的发展为视角，通过地方经验国家化的叙事方式，使其成为诠释中国发展进程的微观样本，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勤俭经营的动人画卷，使文化自信既渊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绽放于鲜活的个体实践。从西铺村的实践上看，西铺村通过建设“穷棒子”村史馆、文化墙等物质载体，将“三条驴腿”的艰苦创业史和“穷棒子”精神转化为爱国主义教育素材，使年轻一代在历史回溯中增强文化认同。同时，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穷棒子”精神展示了中国人民在困境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提升了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成为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精神纽带。
“穷棒子”精神既是唐山地域精神的典型代表，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唐山人民艰苦奋斗的集体记忆，更在新时代焕发出指引实践的精神力量。无论是西铺村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产业转型，还是全国乡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无论是基层治理体系的创新探索，还是文化自信的深层建构，都有力地证明着这一精神强大的生命力与当代价值。“穷棒子”精神完成了从地域文化符号到民族集体品格的升华，不仅托举起西铺村的振兴奇迹，而且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注入了持久的精神动能。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我们更需要大力弘扬“穷棒子”精神，为唐山加快“三个努力建成”“三个走在前列”步伐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作者为唐山师范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