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依然在产科工作，不同的是，当时我负责管理的范围除了产房，还兼做病房护士长。那是一个忙到连口水都顾不上喝的时期。

护士站和治疗室之间有一扇玻璃窗，窗台上一拉溜儿站着我们的水杯。那些杯子像游击队员一样，没有统一的编制，有玻璃杯，有保温杯，还有容积大的罐头瓶。它们乖得让人心疼，一上班肚子里就被灌满了开水，冒着热气等我们，一直等到寒了心。它们的主人马不停蹄，经常是猛一抬头看到墙上的时钟，才发现快下班了，才意识到口干舌燥。作为护士，我们太明白水对人体的重要了。何况忙到汗流浃背？

冬天冷风嗖嗖，上办公班的护士经常一边跺着脚取暖，一边在病历上画着体温；夏天热浪滚滚，对医嘱的两三个人汗湿衣衫，墙上的电扇不知疲倦地摇头晃脑，扇叶旋转得灰头土脸，却带不来几丝清凉。

每天上班像打仗。因为预料不到来几个病人，顺产几个，剖宫产几个。所有的数字都是随机的，孟浪的，全凭老天爷好恶。多数病房里是三张床，单人间寥寥无几。而源于私密性考虑，单人间对孕产妇来说，是刚性需求。僧多粥少，人们每天为争这点稀缺资源闹得不可开交。整个妇产科三十多人，整个医院上千名同事，谁还没有个亲朋好友生孩子？主任把安排病床的活儿交给了我，每天接这种电话接到焦头烂额，手机和人都要爆炸。为此，也伤了很多人。

这情形下，还要加床。待产室、产房楼道，单人间变成多人间，孕产妇增加，加班的护士就相应增加。人力资源有限，弹性排班非常普遍。

可能综合医院的产科都因为有产房这么一个不可或缺的附属机构，而变得拥挤和狭窄。因为病区至少三分之一的空间被产房占据，我们把能腾出来的空间都做了病房。

人们总结说：医院风险最高的是产科，而产科的核心是产房。这就意味着产房的高危和凶险性。那时候产房只有4个助产士，单人单班。事儿多的时候，我上；班次倒不开，我上；培训新人，我上。刚值班的新手，夜里有分娩的，一个电话就把我从热乎乎的梦里揪出来，我就像训练有素的士兵听到军令一样热血沸腾，迅速敏捷地骑上自行车，顶着满天星辰，不管严寒或酷暑，到医院带教，风雨无阻。当远远的，看到医院大楼的灯光在暗夜里那般明亮、圣洁，我心里都会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为医院，也为医院里我们这些无怨无悔、辛苦奔波的人。

每天像踩着风火轮的消防员，哪儿缺哪儿补，哪儿都有我的身影。

2014年分娩量激增，产房发生两起纠纷，如果放在大以前，也不算什么大事，但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和扩大化，加上沟通不畅，作为直接领导，我被“围攻”了。有一天我替班，忙了24小时，正要准备回家休息时，来了十几个人如大兵压境，“不给个说法不走”。我被困医院近48小时，小心翼翼陪着笑脸，解释无用、道歉无效，疲倦头痛几近崩溃，折腾到深夜他们才匆匆离去。领导找我谈话，需要加强产房力量，我两头儿忙到心力交瘁，遂提出：辞去病房护士长的职务，专心管理产房。

2016年国家放开二胎政策，忙碌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多挑战。很多七零后的高龄孕妇带着更大的风险，组团来了！作为全区唯一一家孕产妇救治中心，带领科室成员学习新的分娩理念、组织各项急危重症的应急演练操作，凭借高超的救治能力为母婴安全保驾护航，是我们不变的追求。

2017年医院搬了新家，环境温馨，冬暖夏凉，医护人员幸福感倍增。产科占据整整一层，全单人间，每个房间有独立卫生间、两张床、两个陪床椅，电视、冰箱一应俱全，好像搬到了豪华别墅。搬家，其实已经准备了好几年。这期间，新医院的设计和内部装潢让所有科室管家——护士长费尽了心思。大家一进来如走迷宫一般，我们却早就熟悉了这里的一砖一瓦。很多细节问题如内装修墙壁的颜色、隔帘的位置、橱柜的尺寸等都做到心中有数。

搬家后，产科又经历了一个高潮期。三年里，每年分娩量达两千左右。我们开展了导乐式分娩、陪伴分娩，更加人性化，助产士们用自己优质的服务赢得了孕产妇的良好口碑，走廊里挂有几十面大红锦旗的锦旗墙作证。2018年我被评为“唐山市名护”光荣称号。2021年，我们科在唐山市危重孕产妇救治技能竞赛中荣获“三等奖”。

疫情爆发的三年，我们在做好急危重症抢救的同时，还要做好核酸采集、疫苗接种、接种救治保障等社会赋予我们的使命。从支援武汉到支援石家庄，支援迁西和市传染病院，我和同事们完成了从天使到战士的华丽蜕变。人们亲切地称我们为“大白”。不论手指冻裂的严冬，还是中暑倒地的盛夏，脸上带着口罩切开的痕迹，内衣湿淋淋可以拧出水，大白们克服重重困难，几乎牺牲掉所有的休假，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我自豪，我是一名助产士！（张新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