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大钊伟大思想与人格风范的故乡诠释
编者按：
1927年4月28日，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英勇就义。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缅怀先烈，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思想的深刻、精神的崇高、人格的伟大；传承精神，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唐山市委党校王艳萍教授撰写的《李大钊与唐山》一书，对李大钊在家乡时的生活经历、思想发展、领导唐山地区开展革命活动等内容予以全景式展现，出版以来得到许多读者的好评。这里我们节选转载此书的前言部分，以为纪念。
环渤海新闻网专稿(王艳萍) “李大钊与唐山”这个题材一直吸引着我。因多年来较为关注李大钊的研究，经常会有人问到我，最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李大钊，怎么会是出生和成长在唐山沿海的农村呢？其实，这个问题同样困扰着我。对此做出全面而有说服力的回答，真的很不容易。于是，我注意积累李大钊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资料：地缘优势、社会背景，生活环境等等。在整理这些资料时，我认识到，准确把握李大钊思想发展的脉络，应是整理和述说这些资料连贯性的唯一线索。
(一)
李大钊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中国发生过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活动、八国联军入侵、日俄争夺中国领土的战争等影响国家时局的大事。李大钊正是基于对满清封建王朝对民众的统治、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压迫的认识，形成强烈的爱国反帝反封建思想。李大钊的《狱中自述》可以明显发现其思想发展的起点。李大钊在《狱中自述》第一稿中写道：“钊感于国势之凌夷不振，颇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之思想。”《狱中自述》第二稿“钊感于国势之凌夷不振，慨然起深研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第三稿中把这段话又改写成：“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颇起”到“慨然起”，再到“急思”，这三次改动中可以看出，李大钊极其看重并准确地为自己的思想发展起点进行了定位。
李大钊幼年读《锦字笺》《三字经》，私塾读《论语》《大学》《孟子》《中庸》等儒家经典，深受儒家思想文化影响。1902年冬，年仅13岁的李大钊参加童试落榜。1905年夏天，16岁的李大钊参加第二次童试，顺利通过县试、府试，但因科举制的废除而被改录为永平府中学堂学员，在开始接受西方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也进一步夯实了他的国学根基。
“急思深研政理”的“政理”指什么？李大钊所说的“政理”，既包括对西方自由、博爱、平等之理的借鉴和吸取，更重要的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继承。李大钊所说的“振奋国群”，首先要明白国人的弱点所在。在《立宪国民之修养》一文中，李大钊指出：“国人第一弱点，在凡事皆以感情为主，不以理性为主。上至军国大计，下至私人交际，但见感情作用，不见理性作用。”“国人第二弱点，在凡事好依腕力而争，不依法律而争。”“皆专制政治之余毒”。“立宪国民之修养维何？即依吾儒忠恕之道，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立宪国民之仪度，当以自由、博爱、平等为持身接物之信条。”李大钊认为：“吾儒忠恕之道”和“西哲自由、博爱、平等之理”，道理相通，可以相互结合。他把“吾儒忠恕之道”与“专制政治之余毒”界限分明地加以区别和继承，这是李大钊思想发展的最初阶段。
1907年9月，李大钊成了天津北洋法政学堂第二期的学生。1910年12月，清朝朝政日非、摇摇欲坠，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声甚嚣尘上，立宪开国会以救沦亡成为全国的民运浪潮。同学也分成立宪派、革命派。李大钊参加剪发运动，并作为学校代表参加了天津市请开国会的请愿活动。1911年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出于爱国热忱，李大钊希望实现以袁世凯政府为中心的全国统一，群策群力建设共和国家。1912年李大钊在《隐忧篇》中写道：“国基未固，百制抢攘”，此时的国家至上思想，体现为对袁世凯政府的拥护。
1912年冬天，李大钊在北京与陈翼龙相识，加入中国社会党。1913年2月李大钊任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这是他最早参加的、时间极为短暂的党派活动， 1913年8月6日，陈翼龙在北京被杀害，李大钊在社会党的活动即告终结。但社会主义理想留给他深沉的思考，反映在未完成的《大哀篇》中，只写出了“哀吾民之失所也”。他坚信“光明缉熙之运，惟待吾民之意志造之，惟赖吾民之实力辟之。吾民惟一之大任，乃在迈往直前，以应方来之世变，成败利钝，非所逆计。”
1913年冬，李大钊走出国门，东渡扶桑。在日本，他既受到日本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也认识了日本军国主义逼迫袁世凯出卖中国的丑恶，此时李大钊的社会政治伦理思想是青春哲学和民彝理念。1916年8月，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李大钊弃学归国，被汤化龙委任为《晨钟报》编辑主任。但是他的爱国心、国情说、调和论、民彝观、青春说，都无法与汤化龙的主张合拍；在得到章士钊赞许合作创办《甲寅日刊》后，章士钊推荐他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从此开始新的生活。章士钊说：“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
李大钊曾设想用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改造中国，“惟民主主义为其精神，代议制度为其形质之政治”。但是通过对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考察，他开始觉察到代议制的弊端。1918年底至1919年上半年确曾存在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马尔格时学说研究会)，在中国开启了组织马克思主义团体的先河。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又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当然，对李大钊来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显著标志还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的发表。这篇文章的写作用去了1919年多半年的时间，最终是在家乡完成的。应该说中国第一篇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是完成于李大钊的家乡——唐山。
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经济系、政治系、法律系开设《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研究》等课程。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讲授《女权运动史》《史学思想史》《社会学》，成为在中国大学讲台上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驱。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是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钥匙。李大钊确信“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这是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它的第二说是“阶级竞争”。如果“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这个时候，恐怕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在这里，问题与主义的关系不言自明。《再论问题与主义》，这篇系统论述问题与主义的文章，也是从唐山传播到全中国的。
全国性展开的一场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论战，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迫切需要坚定的领导力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迫在眉睫，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随着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来华，建党主张很快成为现实。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建共产党组织，10月，李大钊在北京组建共产党组织。李大钊在唐山创建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不单是因为关注家乡的发展，更主要是因为唐山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摇篮，有着一支数量可观的产业工人队伍，理所当然是北方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李大钊为此付出了大量精力，唐山成为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最早诞生的地方之一。
为了实现自己认定的根本解决中国问题的理想之路，李大钊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实际相结合的研究，论说如何学习俄国革命经验，走好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他通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社会主义下之实业》《中国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释疑》等文章，论述了社会主义重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重视先进文化的传播，把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社会主义发展要有先进文化的支撑，避免资本主义恶俗气氛，使文化艺术健康发展；社会主义能实现个人与自由、自由与社会相协调发展的社会秩序。“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李大钊提出“合理的社会主义”应该包容个性的发展，应该给予个人以必要的自由。“德莫克拉西，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要尊重人的个性。社会主义的精神，亦是如此”。李大钊阐释了他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论说。
梳理李大钊思想发展轨迹，我们清晰地看到李大钊在不到38周年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了丰富而深邃的思想遗产，时至今日，依然发人深省。
(二)
作为李大钊的故乡人，记录下他的生活、战斗的经历，感受他炽热的革命热情，这是我们作为革命事业后继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本着“钩沉索引，求实存真”的原则，我把所积累的资料整理为上、下两编。
上编分为六章。每章以史事为主体、以时间为脉络，在讲述李大钊与唐山的相关史事的同时，分析总结其思想的发展,全方位地展现李大钊与唐山关系的深度与广度。
第一章从李大钊凄苦的童年开始追寻他的成长足迹。因父母双亡，最早接受祖父严格的传统家教。分析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人文精神氛围、本人的立志和抱负等诸多因素，不难看出，李大钊的成长不仅接受了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清政府腐败，国家危亡，社会新思潮涌入等等。在他幼小纯真的心灵里，会萌发寻找国家富强策略的强烈愿望。九岁抄写《重译富国策》、在永平府中学堂对西方文化思想的接触，丰富了他的思维方法，拓展了观察的视野。李大钊确定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是寻求国家强盛之路，为此决定去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深研政理”和东渡日本。在家庭生活方面，他对贤德而坚强的妻子多有依靠，教育子女都投身于革命事业，他的子女大多出生和成长在故乡唐山，聚少离多是他家庭生活的鲜明特点，折射出他全心投身于革命事业的生活真实情景。
第二章重点阐述李大钊在五峰山写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自从离开家乡求学、工作以后，李大钊回家乡的日子时断时续，但是这两篇最具影响力的文章却是在家乡完成的。他以忧国忧民赤子之心，时刻牵挂国家兴亡、念念不忘人民疾苦。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他勇于接受新观念和新事物，与时俱进，最终在层峦秀色的五峰山区完成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使“马克思主义从这里传播开来”；为探寻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他撰写了中国第一篇系统全面论述问题与主义的文章，认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根本解决”思想是李大钊革命思想的核心和精髓。李大钊提出的实现根本解决的途径就是他的“直接行动”思想，“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他以独特的世界思维，立足国情，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做出了开创性论述，他坚信只有社会主义可以富强中国，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建设及其领导革命的实践，则是根本解决与直接行动这一理念的具体体现。
第三章集中论述李大钊的建党活动。1920年10月，中共北京支部成立之后，在李大钊领导下，为创建全国性政党，不断建立与发展各地党组织做出了极大的努力。他对故乡唐山的党团组织的创建和革命斗争的指导，集中体现在下列史实：李大钊建立了唐山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联络站传播马克思主义，组建唐山的工会组织、党团组织来领导工人运动，使走上政治舞台的唐山工人阶级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在短暂的时间里，以唐山为中心掀起了北方工运高潮，唐山成为北方工运的基地和中心。以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又建立起唐山的农村党组织、唐山的国民党组织，加强了对唐山革命斗争的领导。从启蒙、引导工人觉醒，到逐步建立起坚强的领导核心指导革命斗争，李大钊是唐山党组织的主要缔造者。
第四章讲述李大钊对唐山的工农运动的直接领导，集中体现为领导工人运动，掀起北方工运高潮和独具特色的京东反“旗地变民”斗争。本章撷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李大钊与山海关铁工厂工运、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运、开滦煤矿工运等典型案例，集中反映了李大钊对家乡工人运动从思想启蒙到引导发动、派干部组织领导、舆论声援等等内容。在革命形势大发展的有利时机，他抓住机遇将斗争发展转向农村，领导了以玉田为中心，京东七县等地农民进行反“旗地变民”斗争，这些斗争以胜利而告终，在直隶各地引起强烈反响，给予奉系军阀反动统治沉重打击。
第五章记述了李大钊派干部领导唐山革命斗争的具体情况。派干部来到唐山工作、培养唐山优秀青年成长为革命骨干，正是李大钊领导唐山地区革命事业的一大特点。查阅唐山现存史料，有一些未被历史学界注意的人物，这里的讲述或许能为关注唐山革命史的研究者提供有用的线索。
第六章主要梳理和辨析李大钊在唐山启迪民智、倡导文化事业的史事。李大钊在假期回唐山家乡时，做了许多有益乡亲的事情，诸如发起创办大黑坨小学、倡导女子上学、反对女子缠足、撰写影卷、关注评剧事业等等，这些具体史事是李大钊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引导乡亲们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压迫的具体行动，也是他的教育思想、妇女解放思想、新文化思想的具体体现。
下编分为四章，从李大钊的人格风范视角，讲述他与师长、朋友、同志、亲人交往的各个层面，分列为四章。记述李大钊的革命活动、言谈交往，待人接物，体现出的师生情、爱国情、革命情、故乡情，情真意切。通过梳理和纵深探寻相关人物的人生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的艰苦历程中，大浪淘沙，意志坚定者，坚贞不屈，面对敌人的残暴，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也有在艰辛、危险的环境里，革命意志消沉，不再坚持革命信仰，追求革命成功；也有的叛变信仰，走向革命的反面，被历史前进的巨轮抛弃。这一编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上编李大钊与唐山史事内容的补充与引申。同时，通过搜集史料和探索，力图发现新的史实与线索，拓展新的研究领域。
在这里，最需表达的是：我的写作是在学界前辈研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钩沉史事和发掘史料，在对新旧资料的对比分析中，试图纠正以往研究中的不妥、不足之处，为此所做阐述，力图准确。
本书对多年来在唐山举办的全国、全省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资料，单列为附录，和唐山市李大钊研究会科研成果一并简要介绍，作为李大钊研究不断深入的历史资料保存下来，这一工作是一种尝试，以前还没有这样的学术史料系统性的整理。
在本书之前，有《李大钊与故乡》一书记述李大钊与唐山的史事，本书是对它内容的补充和研究的延伸。由于搜集资料的困难和个人水平所限，存在的遗漏和不当，敬请读者和李大钊研究界的学者给予指正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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