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12月13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设定的第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的悼念，是对历史史实、民族记忆的法律强固。
在“公祭日”到来之际，本报记者走进丰润潘家峪村和滦南潘家戴庄村，追寻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潘家戴庄：无法忘却的记忆
潘家戴庄惨案幸存者周树华老人。记者张北男摄
环渤海新闻网专稿 (记者 回佳佳 通讯员 张洪鹏) “我真不愿意再回忆那段往事了！我家9口人都被鬼子杀了，奶奶、妈妈、弟弟、妹妹、三叔、三婶子、四婶……”12月11日上午，潘家戴庄惨案幸存者——82岁的周炳生哽咽着向记者控诉当年日军在潘家戴庄制造的那场惨案。
潘家戴庄位于滦南县西北部，交通便利，是一个美丽富饶的村庄。1942年12月5日，村庄的宁静被日寇的屠刀撕裂了。日本侵略军第27师团第27步兵团所属第一联队骑兵队，按少将团长铃木启久“彻底肃正该村庄”的命令，在队长铃木信的指挥下，以枪杀棒打、锹铲镐砸、活埋火烧等极其残忍的手段，血洗了潘家戴庄，村民1280人惨遭杀戮，民房千余间毁于虐焰，村内财物被抢劫一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戴庄惨案。
潘家戴庄惨案发生时，周炳生老人是个10岁的孩童，据他回忆：“日军从上午8点钟开始屠杀，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整个过程我一直都在现场。当时，日军派人挖了两个大坑，把男的埋完了，再去埋女的，小孩都不愿意进坑，他们就把糖块扔进坑里，我当时已经进坑了。伪军却说让学生去往坑里抱草，我母亲对我说赶快抱草去，逃跑回家吧，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逃了出来。”
回想起这样的经历，周炳生老人流下了悲痛的泪水。正因有如此刻骨的经历，周炳生老人坚信“落后就要挨打”。几十年来，只要有需要，他都愿意站出来，强忍着悲痛，给一批又一批村里的孩子们讲那年的故事，让他们了解当年的历史。
惨案虽已远去，幸存者们却一直无法忘记。周炳生的堂叔周树华今年84岁，前两天听说有记者要来采访，他便一直吃不下东西了：“当时的情景，实在是忘不了啊，好像就在昨天发生一样！”周树华说，当年自己亲眼看到母亲死在跟前。一位邻居哥哥为了救自己，把他抱在身下，这位哥哥却被日军打死了。老人是被一位尚有良心的伪军救的，那个伪军让他去拿碗时，悄声说：“快逃跑吧，不然就没命了。”周树华就逃了出来。70多年过去了，但是恐惧与不安一直与他相伴。短短的几句话，老人却悲痛地说了半个小时。直至今日，周树华还会做噩梦，梦见母亲被害，邻居哥哥保护自己惨死的画面。说到动情处，老人两眼“吧嗒”“吧嗒”落泪。周树华说：“到啥时候，我都不会忘记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老人的心中，始终藏着一个人、一个村庄乃至一个民族难以愈合的伤疤。
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1952年，地方政府在“千人坑”遗址上修建潘家戴庄惨案纪念馆。后经几次扩建逐渐形成占地7300平方米、建筑面积2256平方米，纪念馆坐北朝南，一堵碑墙横亘于左右两门中间，碑墙内侧的碑文上翔实记录了日伪军制造惨案的经过；尸骨陈列馆中，原状陈列着21具尸骨，惨状令人发指；冤魂墙上刻写着遇难者的姓名，两端高悬的大铁钟，警示着人们勿忘国耻。
2009年，周炳生的孙女周美艳——这个从小听爷爷讲故事的80后女孩，一毕业就回到了潘家戴庄，担任了潘家戴庄纪念馆讲解员。周美艳说：“我没有赶上那个时代，但成了那场灾难的幸存者的后代，是从小怀着对亲人的思念长大的。爷爷把这个故事讲给了我，我就要把这个故事告诉更多的人，勿忘国耻。”周美艳向前来参观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那段悲壮的历史。
近年来，通过周美艳在讲解员的岗位上观察发现，有很多日本爱好和平人士到这里参观谢罪。去年，她曾接待过一个日本来的教师团，当时，他们一行人久久地跪在尸骨陈列馆前，为日本的侵华罪行痛哭谢罪。周美艳说：“我们年轻人要铭记这段历史，把痛苦转化成前进的动力，把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这，对于爷爷来说就是最好的止痛药。”
记者感言：
记者是一个80后，没有经历过战火硝烟的年代，对于那段历史的了解只停留在课本上。这次采访，让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心情异常悲痛，悲痛之余，愤恨陡升。
耄耋老人的回忆，史料的记录，民族的血泪……潘家戴庄惨案向我们揭示了一段惨痛的历史，这也激起我们强烈的爱国热情，我们要正视历史，以史为鉴，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祖辈遭蹂躏，亲人遭欺侮，原因就是我们的国家落后。落后就软弱，落后就挨打，落后就受制于人。希望年轻人能够意识到，只有勿忘国耻，自强不息，才能振兴中华；只有发愤图强，开拓奋进，勇往直前，才能增强民族凝聚力，国家才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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