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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地震纪念墙上的新名字:每个名字都是一块墓碑

http://www.huanbohainews.com.cn 2017-07-29 9:17 来源: 新京报

原标题:唐山地震纪念墙上的新名字

  高满福19岁的发小陈志明(左)在地震中遇难。新京报记者李兴丽摄

  “陈志盼写错了,改成陈志明,1956年生人,是呗?”服务窗口,帮忙查询的工作人员问。

  “对。”62岁的高满福挺高兴,端着iPad递给工作人员:“你看,1973年我俩在宏中照相馆拍了最后一张照片,陈志明。”寸头里钻出白发的高满福,指着照片里的一个初中生说。照片留白处写着“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八日和陈志明同学留念”。

  “错不了,他哥俩合起来是清明,一个叫陈志清,一个叫陈志明。纪念墙上兄弟俩的名字上面就是他父母,一家四口都砸死了。”

  说完,高满福眼湿了,嘈杂的服务中心一阵沉默。

  高满福想着,怎么也要把二虎的名字给改对喽。

  二虎是发小陈志明的小名,这些年,每到7·28和清明,高满福都能梦见他。二虎穿着绿色背心,一直是19岁的样子。最近的一次,他梦见发小来“借身份证”。

  只有改对了,才对得起梦里的二虎。

  这是7月27日下午的唐山地震遗址公园。距离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41周年还差半天。

  公开数据显示,唐山大地震罹难者人数官方公布数字为242419人,现纪念墙登记数字为246465人,比官方数字多4046人。

  从2016年7月28日至今,一年间,地震纪念墙上补刻了610人,216个人名得到修改。

  公开资料显示,在此之前,1992年、2008年、2010年分别有过较大规模的增补和勘误。

  参与过2008年增补工作的王蕾,至今还是会梦见那1米多高的登记本、脸上来不及擦去的汗水和一个个名字。

  每个名字,都是一块墓碑。

  7月28日,市民在地震纪念墙前祭奠遇难的亲人。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魂归有处

  在纪念墙的最后一块黑色花岗岩板上,广西人熊春柏的名字位于左下角。

  2017年7月25日,31岁的曲阳雕刻师彭丛宾一笔一画把他补刻了上去。每个字高4.5厘米,长5厘米,隶书镏金,饱满庄重。

  相对于总长度500米的纪念墙,这个长约18cm的名字显得平凡又渺小。

  距离纪念墙100米处的服务中心,保留着熊春柏的补刻材料。

  “兹有我单位(原广西河池地区水泥厂)供销科长熊春柏同志于1976年7月因公出差到唐山采购水泥机械设备,7月28日因地震在唐山市遇难……遇难人员纪念墙刻录名单中,我单位熊春柏同志名字遗漏。”

  熊明安63岁了,生活富裕,唯独“老父亲熊春柏41年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了他一块心病。

  今年春节,唐山人王振平到广西南宁度假,认识了熊明安。

  王振平把电视上补刻纪念墙的消息告诉熊明安,“老兄,你快去问,不管花多少钱都要刻上去!”等了41年的熊明安催促王振平,“只要把名字刻上墙,父亲就算有了着落。”

  1976年,父亲熊春柏46岁,1米76的个子,留着从军时干练的平头,不苟言笑。为了筹建广西河池地区水泥厂,担任供销科长的他到唐山采购设备。彼时,唐山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北方工业重镇。“设备运回广西了,人砸在了唐山市三八旅社。”

  震后,熊明安的哥哥坐火车到北京,又转车到唐山,一个礼拜后蹭上运输公司运送抗震物资的车,跑进唐山找父亲。旅馆塌平了,找了半个月,在派出所找到了父亲的出差介绍信、广西的粮票,还有一块手表。

  两年后,单位来了公函,“认定熊春柏因公殉职”。

  单位说死了,母亲不认账,每天给父亲盛一碗饭放在旁边。直到震后十年,为了求“入土为安”,才把父亲生前最爱的军装、从唐山带回的遗物,放进盒子,“做了个衣冠坟”。

  坟有了,可心里依旧悬着一处块垒。

  几十年里,母亲时不时提起要去唐山。1991年,她带着熊明安的弟弟去唐山抗震纪念碑祭奠了父亲,回来后六年就去世了。“一直到她去世,纪念父亲的方式就是每天给他盛饭。”

  41年过去,父亲筹建的水泥厂改制成有限公司。熊明安开了证明信,发给王振平。王振平回到唐山很快办好了补刻手续。“政府给刻,不花一分钱。”

  2017年7月26日,王振平把墙上的名字拍了视频发往广西。熊明安听着震天的蝉鸣,抹着眼泪,“有了墓碑,总算尽了孝心,以后不用再到广西的街头烧纸了,父亲总算魂归有处,母亲也该安心了。”

  7月28日,一名唐山市民将鲜花粘附在遇难亲人的名字旁。新华社记者牟宇摄

  “无名”战友

  熊春柏的名字再往上,是近两年补刻的两百多位驻唐部队官兵。

  吴东亮60多岁了,眼睛早早花了。他看不清手机,但能看清墙上每一个核实过的名字。站在7.28米高的纪念墙前,他的眼前就像放录影带。

  “第一列,第二行,那个李会彬是个通讯员。地震的时候他在值班,本来能跑出去,但他跑回去拉警报,被砸死了。挖出来时手里还攥着半截警报绳……”

  2013年7月28日,吴东亮第一次陪岳父岳母来纪念墙。

  早上6点多就到了,祭拜完家人,想了想,这里还有战友呢。

  他去服务中心的检索机查一个叫“杨会来”的发小。“来回查了好几遍,又换了其他几个战友的名字,都没有。”

  之后两年他等着信息更新,但连着查了2年还是没有。

  被检索的杨会来和吴东亮从小学就是同学,读到高中一起参军。在当时的无线电连,吴东亮是报务员,杨会来是卫生队的医生。地震时,房顶落下的椽子将杨会来拦腰砸断。从此杨会来的奶奶精神失常,只要看见吴东亮就哭晕过去。

  部队上震亡的战士都是像杨会来一样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地震后,他们被集体掩埋在驻地附近的一个靶场里。战友想去吊唁,就去靶场跟他们唠嗑。后来城市重新规划,靶场改成高楼大厦,“人就只能在心里问候了”。

  他想把靶场上每个战友的名字都找到,但是想要找到被遗漏的战友名单太难了。

  吴东亮所在的军部从1983年开始裁军,到1985年彻底裁撤。震亡战友的档案无从查阅。地震中,他腰椎错位,股骨头坏死,拖着一瘸一拐的腿,找了几位以前的首长吃饭。

  他和首长们一共12个人成立了“登统罹难战友名单临时小组”。

  主管兵源名册的军务科科长得了肺癌,就派了副科长参加。小组从天津军部开始查,两个战士查了两天,翻了一屋子的档案,最后翻到几张介绍地震情况的资料。

  “毁坏了多少汽车、多少枪支、多少炮、多少间房,”吴东亮顿了顿,在最后一行字上,他看到:“震亡战士158名,家属43名,友军26名。”

  只有数字,没有名字。

  他就挨个给身边的连长、班长打电话。每报上来一个名字,就汇总。“一个叫张向阳的,好几个人都提到他,有的写张湘阳。就派人去他老家找人,他的老母亲说是‘湘’,最后就刻了张湘阳。”

  一个安徽的母亲,知道要给儿子刻名字了,“非要来唐山”。吴东亮拦着,“等名字刻好了,再来。”

  还有好几个人都知道一个炊事班长去世了。但是姓什么,叫什么,哪儿的人,都不知道。吴东亮找到了他的指导员。打电话对方听不见,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了家里一看,“老年痴呆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炊事班班长的名字没登上。

  2016年3月,登统罹难战友名单临时小组向唐山地震遗址公园提交了104名罹难官兵名单。一年后,又有4名战士亲友找到吴东亮,“目前总共补刻了108个,还差50个人。”

  50个未知的名字像石子,硌在吴东亮的心里。“现在熟悉的这帮人都找遍了。”这项工作还没做完,但也发现越来越难,他会等着看到消息的人来找他,“我能活到什么时候,就做到什么时候。”

  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核对名册。新京报记者李兴丽摄

  1米多高的名册

  唐山人印象最深的一次征集罹难者名单是在2008年。

  这是一项修补历史的工作。“从2008年筹划新建地震纪念墙到现在,近十年过去了,补刻和勘误遇难者姓名的工作一直都在做。”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管理处主任郑湘军的印象里,由于当年建墙时的名单来源较多,有档案局的名单,也有面向媒体、社会征集的名单,“很多名单都是靠记忆和手写,错漏的情况时有发生。”

  那一年,唐山筹建地震遗址公园,有人提出要把遇难者姓名刻上墙,重建唐山人的心灵家园。南湖生态城管委会会同民政局、档案局在大白井游泳馆收集唐山7·28地震罹难者姓名。

  五六张桌子一字排开,桌上摆着4台电脑。彼时,王蕾成为征集工作的负责人之一。

  人太多,五六点就排起长队。最长的时候500多号人。在南湖生态城管委会规划处供职的王蕾负责登统,每天都“抬不起头来”,只能闷头写名字,汗顺着脸嘀嘀嗒嗒流下来,“根本没空擦”。以致于4个月后工作结束,她还是每天梦到在“写名字”。

  大部分时候,工作人员不用问,来者会报上区域和家人的名字,然后开始讲经历。

  有的人还没开始说话就抹泪,有的刚握住笔手就开始颤抖。情绪激动的,在一旁哇哇大哭。“32年了,很多人是头一次讲给别人听。”王蕾说,那四个月,她听到和见到了太多的悲伤,极度压抑,那些故事被她写进日记,刻进记忆里。

  有个截瘫的女人坐着轮椅来给弟弟登记。女人说,地震那天天气特别热,她心疼在乐亭下乡插队的弟弟,包了肉饺子,喊他回家吃饭。结果弟弟被砸死在家里。母亲直到去世都没有原谅她。她写着弟弟的名字,自言自语:“我要知道地震,咋还能叫他回来吃饺子?”

  一个叫郑宝歧的地震孤儿,大院里29个人,他是活下来的4个人之一。他来给弟弟郑宝玉补刻名字。“他不会做被子,街道发的救助棉絮和布堆在家里,他看着发呆,最后邻居帮了他。”王蕾记得,孤儿的生活难熬,郑宝歧险些进了“菜刀队”,最后兜兜转转又走回正途。

  还有外地来信也转到她手上。一个沈阳的女士,丈夫到唐山出差,客死他乡。王蕾帮她办了手续,2008年7月28日,纪念墙落成时,她丈夫的名字刻在了纪念墙上,“到现在都一直有联系”。

  有的一家都没了,邻居或朋友就帮忙登记。还有的人不知道名字,被提及的次数多了,就登记成“xxx女”、“xxx妻”、“xxx家”。

  A4的登记册,摞起来有1米多高。4个多月,登记了6万多人名,最后和档案局的名单对比,“征集了大概3万左右以前没有的名字”。抱着一摞一摞的名册,王蕾第一次发现,32年前瞬间丧失亲友的伤痛,似乎从来没有被抚平,“像洪水一样”,倾诉的闸门一打开,就淹没了那个夏天。

  地震纪念墙落成后,还有增补和修改的市民找到王蕾。

  唐山一中一位81岁的退休教师,人长得瘦小。为了找三个儿子的名字找了王蕾两趟。他先去了地震墙,墙高、名字多、字小,他看不清。

  他找到王蕾查名字,边查边讲,“震后割舍不下三个孩子,没再要”,把学生当了半辈子孩子。“他是一个人来的,转身的一刹那,瘦小,那背影,孤苦伶仃。”

  还有勘误的。一个男人,妻子和三个女儿遇难。他去看了地震墙,发现有个名字错了。王蕾说,由于墙面有限,重刻名字四个人就不能在一起。他用恳求的语气说,“我用油漆涂一下可以吗?我给你们找麻烦了。”后来经过申请,允许他修改,他高兴得不行。

  名字=寄托

  7月27日,雕刻师彭丛宾最新刻的是“梁洪玲”和“党军涛”。两个名字,让他难受了一上午。

  他只知道是72师在丰南农场砸死的孩子,都刻在丰南区。彭丛宾16岁开始跟着师傅学雕刻,如今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同样是孩子,刻的时候心里一阵阵发酸”。

  彭丛宾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回家。园子里的人从来没断过。有一位老太太,拉着他帮忙找名字,“我一进门就心慌,特别紧张,每年来,每年来了找不着。”还有的老人拿着纸条让他帮忙改名字。名字错了,得有一整套流程,他指指服务中心,劝他们去登记,申请修改。

  更多时候,他做不了什么,升降机把他推向7米多高的高空,他举着电磨刀在黑色花岗岩上刻名字。不远处的墙根下,头发花白的老人号啕大哭。

  按照设计师袁野的理念,地震纪念墙墙高7.28米,距水面19.76米,象征着生者与死者之间的时空距离。哭完的人一声不吭,在19.76米的纪念大道上一坐就是小半天。

  增补、勘误姓名的工作并不好做。

  2013年5月,高雅从唐山地震博物馆的讲解员调岗至地震遗址公园服务中心。原来做讲解时,游客会抹泪,情绪激动的会跪在展厅里恸哭。大多数时候,她跟来访者没有太多交流。但到了服务中心,工作一下子“棘手”起来。

  “有的刚报出查询的名字就哭了,有的等待查询结果的时候很高兴,查完发现没有,特别生气,有的甚至会动手。”

  高雅记得,一个老太太查不着儿子的名字。同事让她去街道开证明信,她坐在地上哇哇哭,“孩子就是被砸死了,为啥还要开证明信?”

  刚开园的那几年总是被投诉——漏了名字被投诉,墙上名字的漆脱落了被投诉,名字刻得颜色和别家不一样,也要被投诉。

  “没经历过的人很难理解,但我们能理解,几十年过去了,仍然抚不平那种伤痛。”高雅说,还有一个老爷子,每年7月28凌晨翻墙进园祭拜,“当年地震发生在凌晨,他就是要那个时候呆在园里才安心。”

  临近清明和7月28日的时候,服务中心增补和勘误的事例会比较集中。“当年的档案有的仓促潦草,有的连笔或者同音字,像风写成凤,芬写成芳的情况都不少。”工作人员李静介绍。

  地震之后,许多遇难者的遗体来不及处理,被集中掩埋。大多数唐山人只有墙上的一个名字做寄托,“觉得只有改过来,才是那个原原本本的人”。

  从去年到现在,高雅和同事勘误的名字达216个。有3个名字,因为升降机达不到高度,暂时无法修改。服务中心的电话打过去,沟通了几次,当事人拒绝重新补刻:“家里的老两口,生在一起,死在一起,刻不在一起,不能接受。”

  工作久了,高雅和同事慢慢摸到了一些沟通的方法。怕家属孤单的,一般会劝“这么多人,离得再远都是在一起的。或者,虽然一家人没在一起,但他(们)和朋友、同学在一起,也不孤单。”

  7月27日,一对年过六旬的老夫妻来查他们的母亲王桂珍。“全唐山遇难者里72个叫王桂珍的,路北区就有7个。”老夫妻拿着工作人员打印的3张热敏纸,不知道哪个是自己母亲的名字。

  “她活着的话,今年90了。”老先生说。

  “档案里没有年龄。”在查阅完所有档案后,高雅劝慰两位访客,“这个墙就是一种纪念。”

  老先生点点头,眼红着,端起花盆走向纪念墙。(记者 李兴丽 实习生 张艺)

编辑 张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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