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4-25 08:00:54 | 环渤海新闻网
来源: 唐山劳动日报

纫秋兰以为佩——走近李大钊夫人赵纫兰

□王艳萍

1927年4月28日,一位年仅38岁的共产主义者,在面对军阀反动派的严刑逼供时,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英勇就义。

95年来,他的名字闪耀神州大地,被无数人所怀念……

他,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

李大钊的革命业绩与人格风范深深感染与激励着家乡人民,诸多专家学者也长期坚持对李大钊相关史料的研究,我们在学习、探索大钊精神中感悟、传播理想与信仰的力量。

——编 者

研究李大钊的人都知晓,关于其夫人赵纫兰的历史资料太少了。而在我写作《李大钊与唐山》一书时,这又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所以我一直在尽力收集关于赵纫兰的资料。如今,在李大钊英勇就义95周年之际,我将关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历史资料归纳整理成文,以再现这位伟大女性对国家安宁、个人幸福那种朴素又强烈的期待。

“纫兰”坚韧,美好的名字与“娃娃亲”婚姻

赵纫兰出生于1884年1月21日,乳名“小翠”,学名“纫兰”。因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也被亲切地称为“三姑娘”。

赵纫兰家是移民到乐亭县大黑坨村的。她的祖籍是河北省昌黎县大滩村,移民过来是先到的乐亭县小黑坨村。根据小黑坨村赵家原有10亩坟地及谱牒学来推断,赵家是从“成”字辈分的一支到大黑坨村定居的。赵家的宅院与李大钊家只有一百来米的距离,在大黑坨村东西大街的东头,坐北朝南,占地将近二亩,二门内有正房、厢房、棚子等20多间。自祖父赵良佐开始在黑龙江双城县经营油坊、杂货铺等生意,在大黑坨村先后置地近百亩,立堂号“福臻堂”,遂也成为大黑坨村的富裕人家。

1899年,赵纫兰与李大钊成婚时,李大钊10岁,赵纫兰16岁。李家为李大钊早婚,实在是因为家庭缺少做事人手。李大钊父母在他一周岁多都先后病故,祖父李如珍此时已经70多岁,祖母又有些老年痴呆,生活自理都不方便。祖父李如珍遂决定给李大钊娶年纪大一些的本村赵家三闺女纫兰做孙媳妇,这个姑娘是他看着长大的,与李大钊相处像个大姐姐,对李大钊关心周到,两人关系很好。再说,赵纫兰的父母也认可和看好这门婚事,两家本来就是老亲关系,现在结亲更是亲上加亲的喜事。

李大钊长子李葆华在《我的回忆》一文中专门有一段文字讲述“母亲及其家人”:“我姥姥家也在大黑坨。母亲赵纫兰炕上炕下的活计都拿得起,人也很温顺,识些字,能看书,如《红楼梦》。因赵、李两家是世交,在村里也门当户对。太祖父依照当时早婚的习俗,在我父亲11岁时,让他与大6岁的母亲赵纫兰结了婚。太祖父去世后,家里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父亲从永平府中学后,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需要很多花销,全靠母亲在家维持生计。那时,家里有100多亩地,全靠舅舅帮着种,帮着出租。大约在父母结婚七八年后,母亲生下一个女孩,但生下不久就死了。1909年10月,母亲生下了我,隔了一年又生下星华,家里才有了儿女。后两年,母亲又生了个男孩,生天花死了。母亲一生共生有九个儿女,夭折了四个。”

李葆华先生以其对家庭的了解,用短短的几行文字道出了母亲赵纫兰生活的不容易。纵观赵纫兰的一生,其品格也确如她的名字一样,坚韧、刚强。

大义刚强,辛苦持家支持李大钊读书

赵纫兰过门后,的确如祖父李如珍所想:贤惠忠厚。她侍奉老人、料理家务、照顾丈夫,村里人夸赞李大钊娶了个好媳妇。1902年,李大钊参加科举考试没有考中,赵纫兰激励他继续发愤读书。1904年1月21日,祖母崔氏病逝,赵纫兰与李大钊办理丧事发送老人。1905年秋天李大钊到卢龙县城永平府中学堂上学,夫妇两人分开生活。1906年秋天,祖父李如珍逝世,赵纫兰独守在家,挑起家庭全部重担。

1907年夏,李大钊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后改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此后,李大钊在天津求学6载,学费所需、家事所需,全由赵纫兰筹办。

在学校,李大钊专心学习,努力进取,被誉为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法政三杰”之一。由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学识之不足”,为了寻求救国良策,想去日本留学继续深造。赵纫兰得知李大钊这一心愿,依然全力以赴,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典的典、卖的卖,还向娘家借了些钱,交给李大钊路上使用。在赵纫兰的支持和朋友帮助下,李大钊于1913年冬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李大钊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为后来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就这样,李大钊在日本读书,赵纫兰独自在家操劳,相隔千山万水,唯有心息相通。

《狱中自述》是李大钊留存于世的最后一篇文字,在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时,李大钊特别写道: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幼时在乡村私校,曾读四书经史,年十六,应科举试,试未竟,而停办科举令下,遂入永平府中学校肄业,在永读书二载。其时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是校为袁世凯氏所创立,收录全国人士。钊既入校,习法政诸学及英、日语学,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亦日益腾高。钊在该校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这也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李大钊关于夫人赵纫兰最为珍贵的、唯一的文字资料。《狱中自述》全文三千一百多字(第三稿,李大钊一共写了三稿,初稿较为简略,三稿比起二稿只作了某些文字上的修改。),这是他在狱中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在叙述家事、国事,阐发革命事业、信仰与追求的同时,寥寥数笔概括出在夫妻早年生活里,夫人赵纫兰辛苦持家、支持他求学所做出的无私奉献。一位贤德、刚强的中国传统女性形象跃然纸上。

河北乐亭大黑坨村李大钊故居纪念馆一景

北京十年,曾有“无米下锅”之忧的教授夫人

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生活相对稳定,举家搬迁到北京也随之成行。1920年以后,李大钊受聘为北京五所大学的教授,他以北京的大学为阵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筹建中国共产党,工作繁忙,依然难以顾家。

当时,李大钊每月收入在200银圆左右,可说是收入不菲。但为了党的事业,李大钊在北京党组织创建初期就每月主动拿出工资80元作为党的活动经费,其余的钱,李大钊有时还会帮助有困难的同志或是接济有困难的学生,致使夫人赵纫兰会出现家中无米下锅的难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知道了这件事,不得不告诉会计课每月要扣下李大钊的一部分下发薪水,亲自交给李夫人。赵纫兰为了革命事业,与李大钊患难与共,表现了中国妇女的高尚道德情操。

在《回忆父亲李大钊》(乐亭文史资料第八辑)中,李葆华、李星华的回忆里都记录了他们离开故乡随父亲到北京的细节,这其中也有相关母亲赵纫兰的文字:

1918年暑假结束后,父亲李大钊由五峰山避暑归来,带母亲和我与星华到北京,在回回营新安了个家。对门是父亲的好友陈愚生一家。我记得是《言治》杂志主编、父亲的老同学郁嶷的夫人到车站接的我们。

1919年初,我在高师附小上二年级。当时,我记得有一阵传染副伤寒,除父亲外,我和母亲、妹妹都躺下了。

1919年暑假,我们跟父亲回老家,是从滦县下的火车,坐船顺滦河走了一天,从黄瓜口下船时天已黑了。几天后,我跟父亲上了五峰山。暑假过后,母亲不愿再回北京,父亲就把我送到乐亭县城去上学,住校。

1920年暑假结束时,父亲回来又把全家人(这时有了妹妹炎华)接到了北京。从此,全家就在北京定居。最初几年,我们家住在石驸马后宅,直到1924年春节间才搬到铜幌子胡同甲三号。这次回来,我和妹妹星华到了孔德学校(许多北大教授子弟上这个学校)。到北京后,母亲又接连生下弟弟光华、妹妹钟华、小弟欣华。小妹钟华在父亲从广州开完国民党“一大”回来后病死了,得的是白喉,医生没看出来,以为是肺炎,结果耽误了,死时才1岁多。

——李葆华《我的回忆》

李星华的《回忆父亲李大钊》写得详细、深情,娓娓道来,述说其对父亲的深爱与敬仰,也让我们感受到在李大钊忙于革命工作东奔西走的同时,赵纫兰带领孩子守在家中的种种不易。

赵纫兰支持丈夫的事业。她善待所有来到家中的学生和同志。

刘静君是李大钊的女弟子,她追求进步、求学不倦。李大钊特别把夫人赵纫兰介绍给她,此时刘静君住在南柳巷公寓,她去李家求教时,因路远便常留下来吃饭,赵纫兰深知学生们读书的清苦,每次都为她加一个炒鸡蛋。

李大钊的长孙李青先生讲述了来自家庭父辈的回忆:“曾听父亲讲,祖母给他(李葆华)做的棉衣棉裤送给衣着单薄、饥寒交迫的学生”“有的时候我们家连锅都揭不开,没有钱买米卖柴”“祖父被捕牺牲时,家里只剩一块钱”他称祖母对于祖父来讲既是妻子也是姐姐,深爱与全力支撑着家庭。

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赵纫兰和帮助理家的表姑薛范氏看到李大钊工作繁忙劳累,总是想做点事情,就轮流担当起看门放哨的工作,李大钊在家里与同志们一起谈话时,她们就机警地到门外去放哨,有时也帮助李大钊传递消息送情报。虽然赵纫兰未必全然懂得丈夫所从事革命工作的伟大意义,但她始终紧紧跟随李大钊为革命事业而辛勤操劳。

千古绝唱,育子女、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奔走

李大钊牺牲后,赵纫兰万分悲痛,面对反动派多次抄家、敌人多种迫害,她不得不带领子女回乐亭老家。但多年耳濡目染的家庭生活、李大钊所从事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生前的愿望都是赵纫兰的生命支撑,赵纫兰坚强地鼓起生活的勇气,千方百计让孩子们都能读书,以便长大后能够继承李大钊遗志,这应是赵纫兰最为朴素的情感与念想。

在宋霖先生的《李大钊家族史研究》中披露,赵纫兰返回故乡后,为了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和星华与炎华失学在家的问题,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李大钊的同仁好友。北大同仁们得知李大钊遗属的悲苦境况后,立即切实地实施救助,在他们的鼎力帮助下,1931年夏,李星华、李炎华回北京复学,分别进入孔德学校初中部和小学部读书。

赵纫兰最为放不下心来的另一件大事,是李大钊的灵柩未能入土。

在李星华《回忆父亲李大钊》一文中,对母亲赵纫兰带领她们兄妹操办父亲公葬有如下描述:

那年四月初,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弟弟们,从乐亭老家来北平,想把父亲的后事料理一下。党组织知道了我们回到北平的消息后,立即派“互济会”的一位同志来找我母亲联系,与母亲秘密商量安葬父亲的事。来的同志向母亲转达了党组织的意见:父亲为革命壮烈牺牲,这次给他出殡,要搞一次群众性的悼念活动;通过出殡,揭露反动派残杀共产党人的暴行,伸张革命正义。来的同志问母亲同不同意这样办?母亲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李先生是属于党的,他是为革命而死的;党组织怎样指示,就怎样办吧!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去做。”

为李大钊举行公葬,得到了蒋梦麟等李大钊生前故友的大力支持,并捐赠钱款,北京各界人士和北京大学师生主动参加。1933年4月23日,李大钊公葬仪式如期举行。当时,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社会知名人士也在公祭人群中,接近西四牌楼时,遭到国民党宪兵的围堵,不许就地举行公祭,送殡的群众提出抗议,斗争趋向激烈,最后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反动政府当局对公葬的游行活动强力镇压,开枪打死打伤许多参与送葬的青年。地下党组织为李大钊建立的墓碑,被迫埋在了地下。

香山芳魂,被追认为中共党员长眠大钊身旁

赵纫兰日夜操劳和过度悲愤,在李大钊公葬仪式举行后,即一病不起,1933年5月28日,公葬后的35天,赵纫兰病逝,终年50岁。6月初,赵纫兰与李大钊并葬于北京香山万安公墓。李大钊与赵纫兰的夫妻恩爱,深为世人称赞与传颂,赵纫兰逝世后,1933年6月,中央河北省委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83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将李大钊和他的夫人赵纫兰的灵柩一起移葬到新建的李大钊烈士陵园。

赵纫兰在李大钊的生命中是不可或缺的,从嫁给李大钊到离世的30多年时间,前十多年在故乡,她勤俭操劳、典当挪借支持李大钊求学,李大钊的学有所成有她多年对家的艰辛支撑;北京十年,她跟随李大钊赴京生活同样聚少离多,但却在全力支持李大钊的革命事业;李大钊牺牲后她抚养儿女,教育子女先后走上革命道路,拼尽了最后一口气。她不仅支持了李大钊伟大的事业,也共同谱写了传承民族精神的壮歌。她坚韧、刚强的品格,在无怨无悔、牺牲奉献的平凡人生中也为伟大的建党精神增添一份辉煌。中共河北省委追认她为中共党员,可说是对她一生最好的肯定。

(2022年度河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成果)

编辑: 王雅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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