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烁辉
5. 血荐轩辕的冀东新闻人
时间到了1944年9月。此时的日本军队在中国、在亚洲、在太平洋上屡吃败仗，其国内经济几乎被战争拖垮，民不聊生。而我冀东各个根据地和抗日战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处处呈现生龙活虎、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
冀热边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决定在10月16日召开“进一步贯彻减租减息会议”。减租减息是当时的一项重要土地政策，目的是减少地主的剥削，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和抗日积极性，受到了劳苦大众的热情回应。因有特委、行署、军分区机关人员与根据地周边地委及县区乡村行政干部等近600人参会，《救国报》也派出多名同志参会，并准备对大会进行重点报道。
原定的会议地点在丰润城北腰带山的小岭沟村。快要开会时，特委得到情报，说日军在附近的几个县突然大量增加兵力。
这一阶段，已是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寇仍在进行垂死挣扎，他们采取所谓“远距离奔袭合击”的战术，在冀东地区大肆屠戮。为了避开敌人的所谓“合击”，特委临时把会议地点改在几公里外的杨家铺。
杨家铺是丰润城北30里处马蹄山下的一个小村庄，抗战时期，这里属丰、滦、迁联合县第三总区，我冀东抗日武装经常在这一带进行打击日寇的活动。
10月12日夜晚，救国报社的同志们与特委机关一起，开始从还乡河上游张庄子一带，转移到丰润北部的李夏庄子（李庄子与夏庄子的合称），进而向杨家铺方向行进。而与此同时，从丰润城出动准备对特委机关进行合击的敌人也已经出发，并在10月13日凌晨与特委警备部队遭遇，当即展开激战。此时我们的同志并没有想到，这还只是其中一小股敌军，几乎是同一时间，敌人兵分多路，隐秘向山区进军，已经把攻击的目标集中向杨家铺方向。
敌人的这次行动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目的明确。为防止消息泄露，还提前从山海关、唐山、丰润、迁安等地秘密集结日军部队，采取长途奔袭、分头挺进的方式，配合其装备先进、战斗力强的独八旅3000多人的精锐部队作战。
10月17日凌晨，冀热边特委、行署、军分区以及丰滦迁联合县等机关人员与救国报社的同志们，被数千装备精良的日军正规部队带着机枪大炮，包围在丰润杨家铺。
我们的同志大多数为文职人员，除少数干部和警卫有配枪外，只有冀东军分区12团的特务营二连和路南区一队4连两个连队的战斗力量，每个连有12挺机枪，战士们则是每人一支三八大盖，配备25发子弹，4枚手榴弹。
敌人火力猛烈，我方仓促应战，唯有突围。大家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同装备精良的日寇进行殊死搏斗，打了一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突围战。令人痛惜的是，在人员数量不足敌人十分之一，且警卫部队极度缺乏武器的情况下，最终仅有120余人突围成功，400余位同志英勇牺牲，特委组织部长周文彬和第4地委书记丁振军等几位始终奋战在抗日斗争第一线的冀东党政军领导同志殉难。
这是冀东地区党政军民组织在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损失。聂荣臻司令员曾说：“杨家铺战斗是我军在华北抗日战场上一次罕见的损失重大的战斗。”
在这场突围战中，救国报社同仁伤亡惨重，先后两任社长同日捐躯。
吕光，牺牲前任冀热边特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救国报社社长、“新长城社”理事长，时年30岁。
吕光原名陈炤，1914年生于云南思茅县复兴镇（今属云南省普洱市思茅镇）太平街。1935年他在北平朝阳大学读书时，便参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和“南下扩大宣传团”进行抗日宣传活动。1936年参加革命文艺团体“左联”，后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他立即回国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于1937年秋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宣传科长、队主任、组织科长等职。1942年秋，吕光到冀东工作，任地委宣传部部长兼救国报社社长。熟悉工作后，他强烈地意识到《救国报》对沟通领导机关与广大军民联系的重要性，便开始研究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他指示增加了综合报道和时事讲话内容，还主持、撰写了大量时事宣传提纲。同时，组织出版了《救国时报》（增刊）、《坚持》、《新长城》等刊物，将《救国报》带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0月17日凌晨，在杨家铺，吕光带领一队机关同志向老孤山脚下一条易于隐蔽的山沟处突围时，不幸被敌人的机枪射中，壮烈牺牲。与他一起牺牲的还有他已怀有身孕的妻子、特委宣传干事刘俞芬，河南内黄（今属河南省安阳市）人，时年26岁。
李杉，《救国报》创始人、第一任社长，牺牲前任特委副秘书长，时年32岁。
李杉（即崔林），原名马宗周，字承武，号吟南，河北玉田人。冀东抗日大暴动时期，他就在抗日联军第五支队负责政治工作，不仅有着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1939年底，他孤身来到卢各寨一手创办《救国报》，经过艰苦努力，在敌人的严密盯防下将报社由初创时的5人发展到41位同志，还组织出版了刊物《老百姓》。在同志们眼里，李杉是一位不像领导的领导，他手把手地教同志们如何做新闻采编工作，每位新来的同事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和指点；报社编印、翻印革命书籍，校对蜡纸的工作繁重时，他都亲自参与校对；按规定，以他的级别可以领取一些营养补助费，他全部拿出来和同志们一同改善伙食……1943年7月，李杉调任冀热边特委副秘书长后，对于亲手创办的《救国报》和同生死共患难的报社同志，始终依依难舍，在工作与生活中仍经常相聚，同志们对这位“老”社长也很是信服。
10月17日凌晨，在杨家铺，面对敌人的攻势，几位领导研究决定，带领警卫连队与部分有战斗力的人员，先抢占制高点吸引敌方火力，以掩护大部队撤退。幸存的同志回忆起李杉牺牲前的最后一幕，是他在炮火中高喊出的那声：“机关人员一律听从指挥，马上集合，随部队上山投入战斗!”
报社的老同志刘海山，河北丰润人。《救国报》创建人之一，为人豪爽幽默，牺牲前一直担任《救国报》的交通员。这位性情耿直、在其他单位工作时曾被认为“不好领导”的同志，在跟随李杉创建《救国报》时两人结下深厚的友谊，从此在李杉的带动下学政治、学文化，还入了党，报社每有紧急、危险的任务，都由他担任。17日拂晓，刘海山与李杉一同牺牲于杨家铺突围战。
《救国报》同志在多年的敌后周旋斗争中总结出了经验，平时活动期间多为分散居住，所以当日并未全部随特委机关住在杨家铺村内，而是分别散居于村落周边，枪声响起之后，报社同志迅速撤离，随着一路遇到突围出来的人员传来消息，才知道住在杨家铺的几位同志全部牺牲了。
不久，《救国报》电台台长烈华又在途经党峪附近时，被埋伏在庄稼地里的敌人杀害。
报社工作人员压抑着悲痛，掩埋了牺牲的战友。他们含泪背上电台、油印机，拿起钢版、蜡纸，继续踏上为真理发声，为党和民众鼓与呼的新闻传播道路。经过十几天与敌人周旋的游击生活，他们再次回到了《救国报》的老家——鲁家峪。
社长吕光牺牲了，集合起来的同志们推选当时的编辑组长陈大远为临时领导人，负责主持报纸的编辑与出版工作。这时的救国报社分散在鲁家峪的下寺、东峪、北峪和党峪的西山沟等几个村庄，采取隐蔽分散的方式工作。编辑组安置在鲁家峪下寺，经常在这里的有陈大远、武迎山、山桥、白光、署光等人；刻写组安置在东峪唯一没有被烧毁的古庙里；收报台安置在豹子峪，电台组的阎庄华、陈西华（豹子峪人）王振邦（大王庄人）张云峰（卢龙县人）等人多数时间在大党峪镇的西山沟里坚持工作，有时也会分住在两个自然村，刘保民则是常穿军服，多数时间随部队工作；印刷所设在山东边的白园；还有蔡季峰、蔡贺明、刘志清、张贺等几位通信员（此时的通信员多是担负送信件做勤杂工作）一直活动于各组之间。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大家将全部心血倾注到报纸继续出版工作上去。《救国报（临时版）》很快就又同读者见面了。不久之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学习材料和政治读物的翻印出版工作也逐渐恢复。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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