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烁辉
5.血荐轩辕的冀东新闻人
据不完全统计，自1940年1月《救国报》创刊至1948年12月唐山解放，9年间，报社牺牲的新闻工作者近30人。其中，鲁家峪时期41人的新闻工作队伍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同志牺牲于日寇投降之前（还有部分同志牺牲于解放战争时期）。
崔林（李杉、马宗周）
吕光（陈炤）
顾宁（司马军城、牟伦扬）
雷烨（项俊文）
布于（傅惠轩）
如今，笔者根据多位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与信件等线索，也只整理出部分牺牲人员的信息，除前文提到的尹铭钰、严德成、冯国玺、布于、雷烨、顾宁、李杉、吕光、刘海山、烈华等同志外，还有：
收报员生华1944年牺牲于杨家铺；
总务科长寒潮（原名马建廷）牺牲于1944年；
通信员张西庆1944年牺牲于老庄子一带；
采购员伊田（曾化名义胜）牺牲于日寇“治强”期间，具体时间地点不详；
刻写员育才1942年牺牲于腰带山；
印刷员石方1942年牺牲于日寇第四次“治强”期间；
通信员张书元1944年牺牲于鲁家峪；
校对员张大雨，又名张瀛，北京人，1938年参加革命，曾在《晋察冀日报》任校对员，1945年初调冀东《救国报》工作。不久，在通过敌人封锁线时遭杀害；
刻字组长杨玉环（又名启政），遵化人，在救国报滦东分社工作时期遭遇日伪失败前疯狂反扑，于1945年夏牺牲于昌黎五峰山一次突围战中；
滦东版工作人员启新，昌黎人，1945年夏牺牲于昌黎五峰山突围战；
滦东版编辑李远（女），又名徐文赢、徐曼，原籍广东，1937年参加革命，1947年牺牲于丰润县岩口；
滦东版工作人员李墨林，抚宁人，1943年冬在一次遭遇战中牺牲于抚宁县后石河村；
滦东版工作人员跃华，抚宁人，在一次突围战中壮烈牺牲；
唐炎，牺牲年月不详；
美术干部王扶轮，下部队期间牺牲在与日寇作战的前线……
1944年秋到1945年春，是《救国报》处境最惨烈的一个时期。众多优秀人才的牺牲，是冀东新闻工作者重大的损失。尤其是《救国报》初创时期的5位元老，全部牺牲在敌后抗日最前沿，他们用生命践行了抗日救国的壮志豪情。
抗战期间，《救国报》在群众中威信很高。一份油印小报，每星期出刊一到两期，每期八开二版，每版约1500字左右，每期印5000份。除了发给部队、地方工作人员外，每村只能发送到一两份。就是这样一张小报，对鼓舞军民斗志、坚定胜利信心起到的作用却不小。因为广大群众非常信任《救国报》。
《救国报》上所登的消息，都是依据部队领导机关再三核实的战报和地方情况发布的，尽管刊登出来的战果往往和民间传说的不太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更多的信息传回来后，人们发现我们的党报上说的才是最准确的。于是，《救国报》就享有越来越高的威信。
敌人对冀东的“扫荡”很频繁，每“扫荡”一次，就会有人大造谣言，说八路军垮了。而只要《救国报》一来，谣言便不攻自破，群众情绪顿时就安定下来。老百姓坚信，只要《救国报》还在出版，共产党就一定还在身边，八路军就没有垮，抗战就一定胜利。
《救国报》办报所在之处，许多老百姓为报纸的出版发行做了不少具体工作，甚至牺牲了生命。例如，北下庄14岁的小张苏同志，是一位聪慧机敏且极讨人喜爱的少年。1944年底，他和同志们熟悉之后，坚决要求在报社做通信员工作。令人惋惜的是，仅仅参加工作一个月左右，他就在一次突围中牺牲于耍儿峪西山梁鸡冠峪子南侧。像小张苏这样的地方通信员还有很多，但很多人的名字没有被记录下来，可这个勇敢的群体从未被报社同志遗忘。
黎明前的这一段艰苦时刻，报社的人员损失很大，设备、物资损失也不小。正当报社处在极其困难的状态时，大约在1944年12月的一天，接到冀热边特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运昌同志派交通员送来的一封信，内容大意是：陈大远同志并转报社全体同志，你们在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党的宣传工作，特向报社全体同志表示慰问。希望再接再厉，把党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关于报纸的具体工作，最好请陈大远同志到我这里来一趟，以便商订今后的报纸工作计划。
这封信当即以极迅速的方式传达给报社所有同志，同志们好像失去家的孩子又遇到父母一样，精神无比振奋。
第二天，陈大远去向李运昌同志汇报工作，并听取领导的指示。李运昌在听了陈大远的汇报之后，对报社工作提出三条指示：
第一，报社不要只有鲁家峪一个活动基地，要尽快物色建立第二个活动基地，最好要有三个基地，那就灵活主动了。敌人虽然临近失败，但不会甘于灭亡，如果敌人进行“扫荡”反扑，有三个基地就可以自由转移，报纸宣传工作就不会停顿。
第二，同志们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党的宣传工作，要在可能的条件下把同志们的生活搞得好一点。比如，能否在驻地附近种点菜，甚至种点粮食？如果可以，不但同志们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上有所调剂，而且可以改善一点生活。
第三，可在条件许可之下搞点体育活动，打打拳，作点体操，如有可能，搞搞乒乓球运动。这样可以增强大家的体质，以便更适应游击生活。
陈大远回来后把这三条指示传达给所有同志，大家受到极大鼓舞。经过讨论，由白光和总务组的同志进行踏看，在迁西县滦河南岸选定马蹄峪建立了第二个活动基地，将兴城附近作为第三个活动基地，并营建了秘密地下工作室，加强了印刷物资的储存。后来，由于敌人的力量越来越薄弱，鲁家峪的工作环境基本稳定，故而这些基地并没有实际使用。但当新华社冀东分社成立时，这些基地提供了方便。
濒于覆灭的日本侵略者仍在垂死挣扎，幻想以“确保满洲”为总体战略部署，“体面”地结束战争。因之，对冀热辽地区更为重视，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妄图使冀东进一步“满洲化”。1945年1月，日本关东军与华北方面军达成了协定，派伪满“国兵”3个旅1.5万余人进驻冀东，称“满洲国军华北临时派遣军”，与驻冀东的日军“北特警”和独八旅团协同作战。
因之，在全国抗日战场大部分进入反攻阶段的情况下，冀热辽地区却反而一度出现了极为残酷的艰难时刻。
这时报社的工作环境也十分恶劣：东边五华里的洪家屯是日伪据点；南边地北头村临时驻扎敌伪军；北边不远的刘备寨也有敌伪常驻；再往北遵化县城虽然距离报社五六十华里，但那里的伪满讨伐大队却经常由北向南沿西山梁“扫荡”通过。所以每日黎明到整个上午，都是报社人员与敌伪周旋的时间，下午敌情缓和才可以轮流放哨、学习和休息，并准备迎接晚上紧张的战斗和工作。
报社于山区隐蔽工作，既不正面暴露在敌人面前，又编辑出版着外界最新最准确的信息。这期间，报社电台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救国报》电台组组长烈华牺牲后，从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机关调来的地方干部柳达接替了他的工作。这期间，电台组始终在大党峪镇的西山沟里坚持工作。开始时，抄收新华社电码新闻的是柳达和阎庄华、陈西华，他们和通信员蔡贺明均住豹子峪；翻译电码新闻的有王振邦、张云峰，他们和通信员刘志清均住耍儿峪。这样虽有利于分散隐蔽，但第一天晚上抄收的电码新闻稿，必须等第二天送到耍儿峪翻译后，才能越过西山梁送到鲁家峪下寺编辑组，致使新闻的时效性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后来环境稍有好转，电台组便及时集中在一起，这样在电码新闻抄收完毕的同时翻译稿也完成送出，每日送达编辑组的时间约提早了12个小时，从而进一步保证了新闻的及时性。
延安新华社播发新闻是每日早晚两次按时呼叫。报社使用的收报机是用日本产的电子管收音机拆卸改装的，抄收新闻时需要用左手把着旋钮不断地调谐，用右手抄写。山区自然条件差，夏季抄收新闻常受雷电影响，冬季则是信号衰减很严重，这对抄报人员的业务水平要求很高。而且，置身于敌伪包围圈中，群狼环伺，电台同志抄新闻时要有人在外配合民兵放哨巡逻，晚上则是在老乡的茅草房中用棉被蒙在窗户上，提防光线外泄暴露目标。屋内点一盏小煤油灯，用铅笔在粗糙的纸上快速抄收新华社以每5分钟100个字组的速度发来的电码，每小时1200字，每次抄收3个多小时。待抄收完毕约凌晨两点，抄报人员立即将收报机、干电池、简易天线、铅笔、纸张统统收拾起来。还要检查地上有无碎纸片、铅笔屑，土墙上有没有留下笔画痕迹。将电台器材文具收拾好后立即摸黑送往深山沟里，分别藏在不同的土洞内，恢复成野外自然状态后才能离开。每日如此，不能有一刻疏忽。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救国报》社的同志们一边在鲁家峪和党峪一带坚持出报，一边开荒种地，自力更生维持生活。
转眼到了1945年夏天，雨水充沛，庄稼长势喜人，山坡上的树木挂满了各种水果，丰收在望。《救国报》社的同志们和广大群众一起期盼着我们的党和军队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早日结束这“黎明前的黑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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